“女儿得了脑膜炎都无法照顾”
“今年4月,小女儿(17日)得了脑膜炎住院,因为担心万一我自己携带病毒传染给她,所以不敢进医院,只在外面看了几眼孩子”。
国际仁川机场检疫所检疫2科科长金真淑(音,54岁)当时连孩子的手都没敢摸。那时正是欧洲、美国等地疫情爆发的时候,金科长担心自己身上沾染病毒。她表示,“当时是丈夫在照顾女儿”,“我只能下班时到医院停车场,戴着口罩看一眼孩子。感谢女儿没有因此难过并对我很理解”。
自1月20日韩国境内出现第一例COVID-19患者起至今已过去6个月,而距离去年12月中国武汉出现第一例COVID-19患者已经过去7个月左右。在此期间,仁川机场一直在与COVID-19作殊死搏斗。记者采访了四位奋战在仁川机场防疫一线的主角。
金真淑科长说,“过去7个月每天都是一样”。从凌晨到深夜随时都会有飞机入境,他们也不分昼夜没有周末,保持着24小时待命状态。她表示,“新的防疫指南发布之后,一般从第二天凌晨起适用,若想做好各项准备,就没有时间回家”,“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有半个月都没回家,一直吃住在机场”。
“女儿生日那天,因担心传染病毒,只能把礼物放在家门口”
另一位身为内科医生的检疫1科长金韩淑(音,47岁)负责仁川机场1号航站楼的防疫工作。她在疾病管理本部工作了10多年,去年8月刚被调任至机场。
金韩淑科长表示,“COVID-19完全重写了机场检疫的历史”。今年1月20日-7月18日期间,机场共接待了373.5万旅客(含中转旅客)。机场的检疫人员共计111人(本月将增员30人),相当于每名检疫员检测了3万多名旅客。金科长表示,“仁川机场共进行了2.5万份检测,查出来700多个确诊病例”,“通过机场筛选出疑似患者,待确认阴性后才使其回归社区生活,这样的检疫系统前所未有,相当于在机场建造了一座小型医院”。包括哥伦比亚等25个国家的大使曾来韩国机场参观学习,韩国成功出口“K防疫”的核心竞争力“K检疫”。
做公务员不到二年的2号航站楼最年轻一线防疫官崔智慧(24岁)也经历了很多困扰。各地方政府明确拒绝外籍患者进入地方辖区,崔检疫官表示,“只能恳求各地重新思考,设法把人送过去”。金韩淑科长表示,“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机场的防疫职能,进行完善”。
机场还需要处理各种不满和投诉。有留学生回国时因为出现症状而被要求检查,却不断有电话打来说“不会有问题的”,要求放人。检疫员分成四个小组倒班,每个航站楼只有16个人同时工作。崔检疫员说,“一般做完100-150人的检疫工作需要30分钟到1个小时,如果某班飞机来自欧美的入境人员较多,疑似患者的人数也会增加,这时候就需要花费三倍的时间”,“下午4点上班到第二天,12小时的工作时间,有时一整天都无暇去厕所”。金韩淑科长说,“如果没有责任感,很难坚持下去。一个人要做五个人的工作”。
军医和护理军官也是机场防疫的重要力量。军方从今年1月末开始派出126名军医和护理军官支援机场防疫。康复医学科的专科医师、国军杨州医院诊疗部长金正吉(音,39岁,中校)在今年2月末至6月初之间被派往机场负责流行病学调查和监测样本提取工作。他表示,“培训时用棉签捅了几十次鼻子”,“在军医们培训时,我也曾把自己的鼻子借出去几十次让大家练习”。
不担心被感染吗?金真淑科长曾在疫情爆发初期因为接触过疑似患者,在患者确诊后被作为密切接触者隔离在机场。但她更担心的却是检疫人手不足,而不是自己的安危。崔检疫员说,“因为担心人们指责机场检疫员可能传播COVID-19病毒,我在6个月里只和家人见过一次面”。金中校在今年3月女儿(8岁)生日时,凌晨2点把网上给女儿买的礼物放在家门口就返回了机场,还把礼物的外包装仔仔细细用免洗消毒液做了消毒。金中校在今年2月~6月初的100多天里始终没有回家,一直住在机场附近。他说,“虽然身体很劳累,但一想到自己在保卫国家,就会感到非常充实温暖”。
由于境外输入病例的情况经常发生变化,机场的检疫战略也必须随时做出改变。今年三四月份,来自美国的入境人员很多,而且当地疫情极为严重,机场防疫的焦点就集中在筛查疑似患者上。只要存在典型的疑似症状,很多都会最终确诊。5月份之后,机场防疫开始注重流行病学关联。金韩淑科长说,“结合出发地点的患者统计数据发现,很多入境人员并没有特别症状,最终却确诊感染了病毒”,“这时候就需要了解患者工作的同事等,查找流行病学的相关性”。最近的检疫工作集中针对高风险地区入境人员。在这段时间,我们的检疫员也在逐渐成长为世界最高水平的检疫专家。
仁川机场检疫所所长金尚喜(音)表示,“为防止COVID-19患者入境后造成社区感染,所有工作人员都在齐心合力,在机场守好这道关卡”。金所长也是两个孩子(12岁、18岁)的母亲,她每日一大早做好饭出门上班,孩子只能自己吃饭。孩子上网课,她也只能说“妈妈太忙了”,无法给予更多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