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建于14世纪的朗布依埃城位于巴黎西南方45公里处的朗布依埃树林，由于靠近巴黎，距离凡尔赛宫不远，这里一直是法国王室贵族狩猎郊游的地方，现在被用作法国总统别墅。1975年从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社交聚会发展而来的七国集团(G7)峰会就诞生于此。
七国集团的共同创始人——法国总统德斯坦、德国总理施密特、美国总统福特、英国首相威尔逊、意大利总理莫罗和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出席了第一次会议。也就是说，七国集团的第一次会议只有六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1977年，加拿大才加入其中，成为名副其实的七国集团。
七国集团一直以西方民主发达国家私密俱乐部的形式存在，虽然1997年俄罗斯加入后变成八国集团，但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2014年该集团又重新回归七国形态。作为由被选中的少数国家组成的集团，其所拥有的排外性也是七国集团在国际上享有较高“声望”的源泉。根据七国集团的设置，除非得到全体成员的同意，否则很难加入新成员。
美国作为今年七国集团峰会的轮值主席国，特朗普总统亲自打电话邀请文在寅总统今秋到美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而文总统也“欣然”接受邀请，推翻了外界此前认为他可能会顾及与中国的关系而表现出谨慎态度的猜测。在此两天之前，特朗普总统曾表示，“七国集团机制已经不能反映现在的国际局势”，提出将邀请韩国、印度、澳大利亚、俄罗斯共同与会。在与文总统通电话时，特朗普总统也谈到了类似观点，并提到邀请巴西加入的想法。
鉴于特朗普总统在提出扩大七国集团的同时发出这一邀请，这确实可以理解为有意接纳韩国为七国集团正式成员。
于是，在韩美两国领导人通完电话的第二天，青瓦台就自动把加入扩大版七国集团当成既定事实，宣布特朗普总统邀请韩国参与七国集团峰会，表示“并非只是以临时观察员的身份与会，而是以扩大版十一国集团(G11)或十二国集团(G12)的身份参与新的国际机制”，并解释“这意味着韩国成为了主导世界秩序的国家之一”，认为“韩国在加入二十国集团(G20)之后，进一步加入七国集团，这将对提升国家地位和国家利益大有裨益”。
但过了仅仅不到一天，青瓦台的草率表态就遭遇“被打脸”的尴尬。因为欧洲方面直接出面辟谣，欧盟(EU)外交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约瑟夫·布莱尔强调，“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并没有永久改变成员结构的特权”。也就是说，美国作为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可以邀请嘉宾与会，但不可能随意扩大成员国数量。应该说，布莱尔的发言其实已可以看做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七国集团欧盟成员国的意见。
受邀参会的新成员国以为自己的国家地位已开始与老牌七国集团成员国比肩，但事实上老牌成员国会认为新加入的成员国拉低了集团在国际上的地位。其实，本次COVID-19疫情给老牌七国集团成员造成了巨大打击，而韩国则被评价为防疫成功的典范，其国际地位也确实得到提升。但对于七国集团的老牌成员国而言，这并不等于由此就能把韩国看成与自己同等地位的国家。
日本更是如此。作为唯一加入七国集团的亚洲国家，日本人向来以此为傲。日本凭借脱亚入欧政策，成为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东方国家，并因此得到西方人的青睐，最终获得七国集团成员国地位。因此，日本绝不会眼睁睁看着曾是殖民地的韩国登上与自己同等的地位。日本各大网站上已经开始出现一些过激的评论，认为韩国可以作为一次性观察员国参与峰会，但绝不可能成为正式成员国。
七国集团改革的必要性早在特朗普之前就屡被提及。旨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诞生的二十国集团(G20)体系也正是反应了其改革的必要性。正如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所言，明明已经有二十国集团(G20)，为什么还非要成立所谓的十一国(G11)或十二国集团(G12)机制呢？因此，不少评论认为，特朗普的这一提议就是为了排斥中国。
白宫表示，邀请韩国等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是为了“召集美国的传统盟友一起探讨如何应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新冠责任论和中国通过香港《国安法》等引发的中美矛盾进一步激化、中美新冷战局势逐步升温的情况下，特朗普的此番邀请实际上是要求这些国家站到反中亲美的队伍中来。
在COVID-19全球大流行之后，韩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升，韩国国民也普遍因此感到自豪，认为韩国终于挤进了发达国家行列。在这种情况下，获邀参加国际社会地位最高的发达国家俱乐部——七国集团峰会，韩国确实很难表示拒绝。但现在时机并未成熟。我们应首先努力把国内总产值(GDP)提升到英国或法国的水平，草率加入其中只会被老牌成员在背后指责“走了特朗普的后门”。
在草率接受特朗普的邀请之前，韩国应该先与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达成共识，这才是外交工作人员需要做的事情。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果韩国盲目相信特朗普的“一厢情愿”，那恐怕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沉浸于防疫成功的喜悦，想借此机会一举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最终可能会沦为一次外交上的羞辱。我们不应忘记此前特朗普在参谋顾问们的一致反对下仍执意推动朝美首脑会谈的结果。
对后新冠时代世界秩序的两种看法
大规模战争总会重新建立国际秩序。一战后，国际社会在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的14项和平原则上建立了凡尔赛体系；二战后，国际社会立足于罗斯福提出的大西洋宪章，建立了战后国际秩序。这次全球抗击COVID-19病毒的战争作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疫情结束后，全世界很可能会建立起后新冠时代全新的国际秩序。
主流观点认为，中美新冷战将会成为国际秩序的新框架。传统强国和新兴强国之间不可避免会发生矛盾冲突，COVID-19疫情导致这种矛盾进一步升级，很可能会导致美中之间爆发全面冲突。
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的爱德华·皮西曼(音)提出了“双重秩序”理论，认为国际秩序可分为两种，一为旨在应对传染病大流行、气候变化、网络恐怖袭击等全球性问题的大规模国际秩序；二为由理念相同的国家组成的小规模国际秩序。他主张，世界各国应基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秩序联合应对后新冠时代的各大问题，而自由民主国家则应该联合应对中美新冷战局势。
也有看法认为，在经历COVID-19全球大流行之后，传统的国际秩序并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哈佛大学客座教授约瑟夫·奈尔(Joseph Samuel Nye, Jr.)就就是典型的例子。他认为，一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是该国成为强国的必需条件，而COVID-19疫情并不足以成为中国在这两方面超越美国的转折点。不过他指出，美国需要通过应对新冠版的“马歇尔计划”展示大国领导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