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危机的特征有两点。第一是金融系统的混乱，基础货币美元的发行处——美国的混乱造成了外汇市场的不稳定。第二是由于第一点而导致实物经济萎缩，尤其是从特别重视出口的韩中日三国的立场来看，需求大幅减缩。
然而，任何危机都不可能没有突破口。韩中日三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十分可观。与外汇储备分别为2万亿美元、1万亿美元的中国和日本相比，虽然韩国2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不多，但以国际标准来看也较充足。即便如此，美元兑韩元汇率曾达到1600韩元，美元兑日圆汇率一度曾达到80多日元左右，相对较稳定的中国人民币也暴露在美国的升值压力中。若三国之间充分合作，相当一部分都可以回避。虽然在“清迈协议（CMI）”之后陷入僵局的区域内（包括东盟）外汇合作在克服此次危机的过程中得到了扩大，但与自身的力量相比，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此，亚洲、尤其是东亚三国一直在讨论扩大金融贸易合作的必要性。其中必不可少的是把语言化为行动、在走到哪一步上达成共识以及共享规划。
韩中日三国货币、金融合作的现况与前景
2000年2月，第二届韩中日国际金融局长会议在日本别府举行。当时韩国财政经济部国际金融局局长金荣德作为韩方代表参加了会议，提议与中国和日本方面建立货币互换制度。
制度的内容为，号召包括韩中日三国在内的“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3”的13个国家遭遇外汇危机时互借资金。三个月之后，该提案在泰国清迈举行的“东盟+3财务部长会议中”一致通过。会议中，以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为主要内容的《清迈协议（CMI）》。这是亚洲最早的区域内金融合作。
9年之后的2009年2月。泰国普吉召开的“东盟+3财务部长会议”决定把CMI发展为多变化货币互换协定，并把由各国分担的1200亿美元作为共同基金。其中，韩中日三国分担80%、东盟三国分担20%。
迄今为止的CMI都是双边互换。双边互换的结构是即使面临危机的国家要求借约定好的资金，如果对方国家无法借出资金，那么该国就借不到资金。但是以后的CMI能像国际货币基金（IMF）一样，只要满足一定的资金支援条件，就能在基金规模内借到资金。CMI将发展为对亚洲的金融稳定有更大贡献的系统。
货币、金融合作为何不能顺利进行
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徐明棋指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相互信赖不足”，“双方都不想承认对方的主导地位。”
对于三国之间分配CMI多边基金的问题，中国主张以外汇储备为基准进行分配，而日本则强调以自己占优势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基准。关于合作范围涉及哪些国家的问题，中日也持对立观点。
日本主张包括澳大利亚、印度在内的泛亚洲合作，但中方怀疑“这样一来，问题将变得更复杂。而且日本提出澳大利亚是不是因为受到美国的压力呢？”（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刚）。
中日双方还有互相小看和不信任的倾向。日本认为“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能和日本争夺主导权的程度”（东京大学经济学系吉川广教授）、“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机构和规范方面经验有限，因此中国讨论亚洲地区的金融货币合作还为时过早”（东京大学伊藤孝敏教授）。
与此相反，中国怀疑“美国为了本国利益干涉亚洲事务并妨碍其合作，而美国和日本是同乘一条船的战略关系”（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雎国余）。
中国提议改变美元基础货币体制，并提出了国际货币基金（IMF）的特别提款权（SDR）代行方案；但日本强调“基础货币仍然是美元”（国际经济交流财团理事长畠山襄）。
日本单方面主张发行亚洲国家之间进行贸易时使用的亚洲统一货币，但最终失败。其中受中国等的影响很大。因为“虽然日本1997年时主张设立亚洲货币基金，但遭到美国否决后不是就告吹了吗？”（强永昌，中国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的观点仍然强烈。
有观点认为，从根本上来看，中国和日本在韩中日三国与“东盟+3”的合作上持消极态度。
早稻田教授榊原英资称：“区域内合作处于僵持状态是因为中国和日本并不积极”，“这是因为，如果货币、金融合作取得进展，那么显然两国都将站在借出外汇的立场上。”有人指出，实际上去年12月韩日货币互换额度从100亿美元扩大到300亿美元时，日本的态度就十分消极。
虽然现况如此，但希望尚存
虽然由于中国与日本的尖锐对立，导致韩中日以及“东盟+3”之间很难互相合作。然而，三国的专家们仍持乐观态度，认为“总有一天会达成合作共识”。
虽然听起来有点不合情理，但众多观点认为亚洲国家能达成区域内合作的大部分原因是源自美国的经济危机。
在韩国也十分畅销的《货币战争》一书的作者——中国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宋鸿兵预测：“经济危机将使美国和欧洲陷入长时间的经济衰退”，“亚洲不团结起来就无法生存下去。”
中国人民大学张燕生教授也反问道：“1997年经济危机时，亚洲各国不是深切感受到了区域内合作的必要性，最终CMI不就诞生了吗？”张教授坚信：“这次全球危机也将对亚洲造成那样的影响。”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小岛明顾问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亚洲经济的活力不能再依靠美国市场了”，“亚洲各国将通过合作创造出自身的市场。”
另外，还有人指出亚洲的巨额储备与持有资金不应该用于购买美国的国债，而应该为了亚洲的发展、在亚洲内充分运用。中国商务部国际通商研究院主任徐长文说道：“三国拥有的外汇储备额已超过3万亿美元”，“如果三国互相合作，就能把这笔钱用于自身的经济发展。”现在，合作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势在必行。北京大学雎国余教授强调：“虽说过了9年，但我们应该从相反的角度看，其实只不过过了9年。”雎教授强调欧洲统一为欧盟（EU）花费了50年时间。
解决方法是什么
韩国前金融监督委员长金荣德强调：“我们应该从简单的问题着手。”为了亚洲国家相互间合作、不再经历外汇危机，马尼拉方案小组与1997年11月成立。然而在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的2000年2月，韩国提出了“通过货币互换达成金融稳定”的创意性构思，CMI也随之诞生。
那么，最简单的方案是什么呢？榊原教授简洁地说：“从现在来看，扩大、强化货币互换是最佳方案”畠山理事长也说明称：“本次协商的1200亿多边货币互换基金规模还远远不够。”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委员尹德龙称：“双边货币互换的扩大也应同时进行。”他提议，韩日货币互换额度应打破现在300亿美元的限制、扩大到无限。
日本财务省国际审议官永长雅司称：“如果5月份的巴厘会议中能对支援条件监督体制进行原则性的协商，那么各国就能达成下一阶段的协议。”如果设立监督机构，那就是AMF。大部分意见认为，通过对AMF设立的讨论，就没有引起周边国家或IMF等公然摩擦的理由。小岛顾问指出：“不管是AMF还是ACU，现在并不是讨论其最终目标的时候”，“如果挑起摩擦，合作将更加困难。”张燕生教授认为，合作的最佳时机终将到来，在时机来临之前，各国应从容易的部分开始合作。
提供帮助的人士
日本 东京大学教授吉田广、国际经济交流财团理事长畠山襄、早稻田大学教授浦田秀次郎、东京大学教授伊藤隆敏、早稻田大学教授榊原英资、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参事官小原正弘、财务省国际局审议官永长雅司、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特别顾问小岛明
中国 商务部国际通商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主任徐长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燕生、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刚、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宋鸿兵、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雎国余、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徐明棋、复旦大学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强永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经济比较研究所所长李新、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牧群
韩国 前金融委员长金荣德、KIEP高级研究委员崔洛均、KIEP研究委员尹德龙、釜山外国语大学教授权奇哲、KIEP高级研究委员李昌在、太平洋法务法人律师池涌泉（音）、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院长李哲禧、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朴在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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