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英国《经济学人》周刊报道称，“手机智人(phono sapiens，指依赖手机的现代人)的时代已经到来”。去年，同名书籍在书店畅销，智能手机成为教育界普遍热议的话题。
“能够得心应手使用智能手的人将会成为世界的主宰，因为担心手机上瘾而禁止玩游戏，是违逆时代潮流的倒行逆施，人们只需要讨论为什么游戏这么受欢迎、成功的游戏都有什么特点、以及如何能够更好地享受游戏的乐趣，这就足够了”。书中描述的当代社会景象确实令人认同，但为人父母，看到孩子长时间使用智能手机时还是无法释怀，这一点也是事实。
这首先是因为孩子们使用智能手机更多是“被动使用”，而不是主动使用。相比成年人，孩子更多只是长时间沉迷于手机，而不是使用新媒体设备创造具有建设性的内容。
其次，即便孩子培养出了得心应手使用智能手机的能力，智能手机的特点也会导致孩子容易暴露在末梢神经的刺激之中。生活中以智能手机为中心成长的孩子真的健康、并可以养成健康的价值观吗？
最近震惊全国的n号房事件就反映了上述家长们的第二个担忧。号称n号房创始人的GodGod和博士(赵周彬，音)之间曾经有过一段对话，称“这些都是游戏，奴隶撑过1年，就可以获得释放，如果逃走，就把(照片和视频)散播出去”，体现出数字世界特有的扭曲认识。他们利用Telegram秘密聊天群消息发出3秒后可以自动删除、难以搜集证据的特点，通过黑客手段盗取受害者的推特账户，获取受害者的个人信息，然后通过比特币、以太币等加密货币进行收费，在技术层面上展现了完美的“手机智人犯罪”。
而且，和其他智能犯罪一样，这种犯罪也是通过刺激“消费者”的扭曲的“需求”，通过严格的保密技术提高顾客忠诚度，把受害者包装成电视培训生、青少年、歌手等具体的角色，通过“讲故事”的手法吸引“消费者”，并通过风险管理技巧，同时设立多个备用聊天群，一旦被举报封群，可以立刻转移，各个方面的犯罪手法都堪称“卓越”。这意味着，我们社会为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而开展的编程教育、为培育优秀的专业人才而营造的学习环境、为培养年轻的营销和领导能力而进行的各种培训，都变成了这种可怕犯罪的“帮凶”。如果我们在教育中忽视了对孩子最基本、最容易被遗忘的“道德责任”教育，结果就会如此。
索洛维奇克(M.Soloweitschik)曾说，人人心中都有两个自我，一个是“亚当I”，一个是“亚当II”。“亚当1”代表人们的欲望本能，追求更高的地位和成功；“亚当II”代表更高的道德，追求亲密的爱和为别人牺牲自己的精神满足，追求顺应超越人性的真理，希望自己拥有坚毅完整的灵魂。
任何人都需要反复在这两种自我之间徘徊、试验，从而找到自我的平衡，不断成长。但是，在我们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对前者的追求明显远超后者。人们愿意为培养“亚当I”做出大量投资，却没有时间思考“亚当II”的需求。因此，社会上就出现了“亚当I”得到极大发展的极端利己“人才”，他们残忍地操纵他人，成为马基雅维利式的怪物。n号房的“GodGod”、“博士”、“WatchMan”等人都是“亚当II”被无视的产物。“亚当II”本应为自我发展指明方向，而“亚当I”要做的是提供工具，帮助自我朝着既定的方向发展。由于“亚当II”的作用缺失，导致一些人的才智被用到了完全错误的方向。
相反，无论是教育频道的纪录片还是各种书籍著作中都在强调，道德责任才是与学业成就、幸福指数、恢复弹性密切相关的因素，也是人类对抗人工智能的“共情能力”与创造性的来源。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培养孩子们的道德责任和共情能力呢？
首先，包括父母和教师、培训机构及社区等在内的孩子所处的整个生态都应将道德价值放在与学业同等甚至比其更高的位置。如果父母仅仅是嘴上说德育重要，但内心却更重视成绩，这样的小算盘早晚会有露馅的一天。
其次，父母应和子女一起针对“价值观”进行对话。我们应该从价值层面上畅谈技术带给人类的希望和变化，了解一个观点，即通过不道德的手段获得的利益从长远来看并非真正的利益，5G所连接的社会中人们多年努力的成果可能因为一个不道德的决定瞬间化为泡沫，而只有道德的思考所产生的的成果、贡献及幸福感才能带来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