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情况来看可以确定的是,这两个担忧都不是没有道理的。在经协向雇佣劳动部提交的异议提议书中主张称,“在国内十个中小企业中,有四个企业的营业利润还不够负担利息,小工商户营业利润还不到工人每个月工资的63.5%,已经达到极限”。如果考虑到适用最低时薪的劳动者主要是在这些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工作的话,两年间增加29%的最低时薪可谓是极为脱离现实的政策。明年适用最低时薪的劳动者比率比法国(10.6%)、日本(11.8%)、美国(2.7%)等还要高,占全体劳动者的25%,这也从一方面可以证明增长幅度已经大大超越韩国经济的承受能力。
而采取这一政策对雇佣的影响也很可能与当初制定这一政策的目标背道而驰。当时提高最低时薪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劳动者和家庭收入,扩大消费,激活经济,但是最近的雇佣状况却距年就业30万人的目标越来越远,现在已经连续六个月徘徊于十几万人左右。愈发加重的工资负担使整体雇佣萎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如此一来,没有扩大就业的最低工资上涨反而加重了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之间的两极化现象。
即便如此,韩政府非但不承认这一后遗症,反而将这一负担转嫁给市场,或试图用财政来草草解决这一问题。降低个体工商户的刷卡手续费负担的所谓 “零支付”即是其中的代表。 政府称由官方主导直接介入年40万亿规模的快捷支付市场,表示这一举措将能降低个体工商户最低工资负担。但有批判称这将引发预算浪费的争议,并将破坏民间企业倾力所构筑的快捷支付市场生态体系。
想法好不等于结果必然好。即便是为了实现提高最低时薪的好的出发点,当发现问题是也有必要果断修正已经脱离现实的政策。问题的症结在于最低时薪,但政府却对刷卡手续费下手,这不是在治病,而只是在伤口上贴创可贴。韩国政府现在需要马上承认过快提高最低时薪引发的后遗症,从而制定调整金额、根据不同行业差额实施等现实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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