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韩国统计厅4月11日发布的2018年3月雇佣动向称,今年3月整体就业人数为2655.5万人,同比只增加了11.2万人。就业人数增加幅度(同比)为10.4万人,继今年2月时隔八年达到最低值之后连续两个月出现“雇佣低靡”。每月就业人数的增加幅度从去年到今年1月一直保持在20万-40万人。

专家正从韩国政府政策中寻找导致追加修订预算的效果减半的原因。最具代表性的是最低时薪的骤然提升。不断有人警告称,若大幅提升最低时薪,雇主可能会感到负担,从而解雇劳动者。
也就是说,虽然韩国政府是打着保护弱势群体的名义,但这样反而可能会招致弱势群体的就业岗位减少的恶果。从韩国批发零售业等业种的就业人数缩减就能看出这种忧虑正逐渐成为现实。
韩国淑明女大经济学系申世敦教授表示,“住宿餐饮业从去年7月开始受到最低时薪提升的影响,雇佣人数已大幅缩减。最近,这种现象正蔓延至其他行业,未来预计将持续扩大”。
不仅是最低时薪提升存在问题。还有不少人担忧称,非正式员工转正也可能会招致同样的结果。他们担忧的主要问题是若韩国企业将非正式员工转变为正式员工,那么企业会缩减雇佣新职员,最终青年就业可能会日益困难。
此外,缩减工作时间也很有可能背离韩国政府推进“就业岗位分享”的初衷,导致工资下降或新雇佣缩减。
而相反,韩国政府被评为可从根本上增加就业岗位的劳动改革等结构改革和革新发展战略也几乎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韩国国民对本月政府向国会提交的3.9万亿韩元规模的青年就业岗位追加修订预算持怀疑态度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也就是说,若韩国政府未能顺利推进结构改革和发展政策,只执着于现有政策,那么无论如何编制大规模追加修订预算,也很难从根本上增加就业岗位。
韩国技术教育大学刘京俊(音)教授表示,“日本在‘失去的20年’内未能顺利进行结构改革,因此其弊端就显现在‘飞特族(freeter,以打工维持生计的青年层)’等群体上。韩国若不毅然进行结构改革,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就业岗位问题”。申世敦教授表示,“韩国政府不要只采取动用国家资金支撑就业岗位这样的权宜之计,而应制定根本性对策,通过提高企业竞争力来增加就业岗位”。
此外,韩国政府内部也出现对现政策带来的副作用的苦恼之声。韩国就业岗位委员会新任副委员长李穆熙4月11日拜访在野党代表时表示,“要最大限度降低最低时薪提升带来的副作用,征得国民同意后再提升。现在韩国政府要努力在民间部门创出就业岗位”。他还接着补充说道,“我们将于今年5月发布关于民间部门就业岗位的对策”。
版权归 © 韩国最大的传媒机构《中央日报》中文网所有,未经协议授权, 禁止随意转载、复制和散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