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央行行长李柱烈4月2日出席就职典礼，拉开了时隔44年韩国央行行长连任的“第二任期”大幕。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将在8日开始其第二个任期，而中国央行行长则从连任16年的周小川手里将执掌通货政策的钥匙交到了易纲手中。
三位央行行长掌舵三国经济的巨轮，但前路却充满未知。对外，“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争”使不确定性不断增大，再加上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正常化也使三国倍感压力。
此类压力使三国不得不承受恶性循环，而这一恶性循环正是不断膨胀的债务。各国债务性质也不尽相同，韩国的痛处是家庭负债，日本是国家负债，而中国是企业负债。
站在新的起跑线上的韩中日三国通货政策的首长迎来了与负债的正面决战。
与韩国的基准利率相比，双方的政策利率在时隔10年零7个月后出现了反转。韩国的基准利率为每年1.5%，而资金会从利率低的地方向利率高的地方流动，这就意味着这些资金现在随时都可能会涌出。
虽然有评价称，韩国经济的基础体力正在随经常收支顺差和大量外汇保有额等日趋稳定，资金流出的忧虑有所缩小，但是仍不能掉以轻心。
这是因为韩国央行也不得不权衡利率的上调，并且物价也在不断上涨。但从韩国央行的立场而言，急剧增长的家庭负债才是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去年年末，韩国家庭负债达到1451万亿韩元，为了遏制负债增长势头理应上调利率，但利率上调会给脆弱的贷款者和已处于困难中的企业带来压力，同时也会给呈恢复趋势的经济泼上一盆冷水。
李柱烈上个月21日在韩国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现在情况困难，(经济)上涨趋势、资本流出和金融稳定等都必须考虑在内”。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也被债务所束缚。黑田东彦以“安倍经济学尖兵”身份主导大规模金融宽松政策和日元贬值，使出口企业具有竞争力，从来带领日本经济恢复。
但是大规模的国家债务也使得需要考虑出口战略的黑田东彦感到头疼。
老龄化问题导致日本亟需巨大的社会保障费用，但这笔费用无法通过征税获得，只能通过发行国债来填补。日本的国家负债去年年末为1085.7537万亿日元，达到了史上最高值。
日本发行的国债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约合960万亿日元)，日本央行拥有了其中的41%。日本央行为达到物价目标值(2%)，计划在短期内继续采取宽松货币政策。
美国彭博新闻社预计称，“日本央行拥有的资产(国债等)与经济规模相符，但是在近期将不会实现利率正常化”。
在国家负债上升的情况下，如果上调利率，利息的负担就会增加，没有准备好财政优化政策的日本央行可以活动的空间将变得更小。
路透社指出，“在国家负债激增的同时日本央行国债比重过高引起了对于货币政策可持续性的忧虑”。
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也面临着激增的企业负债和地方政府负债过高带来的金融不稳定。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显示，去年6月，中国企业(非金融部门)负债规模较名目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为163.4%，高于美国(73.4%)和德国(53.8%)等主要国家。在中国政府的所有负债中，地方政府的占比从2007年年末的34.2%扩大至去年6月末的65.2%。
此外，中国的家庭负债也在不断增加。中国的家庭负债与GDP的比例从2007年年末的18.8%增长至去年6月末的46.8%。该数值虽低于发达国家(75.4%)，但是增速过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示，“中国日益增长的负债将会成为金融市场的一大不稳定因素”。
韩中日三国央行的巨轮开始迎着强风出港，掌舵的行长也站到了舞台中心。在难以上调利率或展开其他紧缩的通货政策的情况下，各国需要时刻注意资本的流出，同时还要考虑经济过热的问题。再者，成为上调利率信号弹的物价上涨也是一大危险的因素。
他们能否迎着风雨展开安全的货币政策呢？彭博新闻社报道称，“上调利率会加重负债负担，因此亚洲主要国家向紧缩货币政策发展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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