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政府必须准确掌握导致韩半岛局面到达如此境地的周边国家的战略目标、把握美国与中国的真实目的、弄清美国和中国如何在相互对立中利用韩半岛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从美日与中国争夺东亚秩序的竞争格局中看待韩朝问题，从而制定相应的对朝政策。
我们应该知道，旨在遏制朝鲜挑衅的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以及美国部署在关岛的战略资产在瞄准朝鲜的同时，也在不断对中国进行着窥视。如果总统和身边的参谋人员都没有透视这一现象的眼界，那么无论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出发点多么值得推崇，最终也必将重蹈李明博和朴槿惠对朝政策的覆辙。那么，美中之间为什么会出现对立呢？众所周知，美中对立的主要内容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对从1945年以来维持了70多年的由美国主导的传统国际秩序发起了挑战。这是中国快速崛起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家力量和国际地位日渐衰落的结果。
国际政治学者们将这一现象称为“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典故来源于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当时雅典迅速崛起为新兴强国，对斯巴达主导的传统势力版图构成了挑战，因此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现代历史中，德国的崛起曾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也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典型例子。比起失败的德国模式，中国可能更倾向于选择罗马模式。公元前203年，崛起成为新型强国的古罗马掌握了地中海的制海权，与当时主导全球秩序的超级强权国家古迦太基发生了两次布匿战争，最终打败后者，掌握了国际秩序。大罗马帝国便诞生在古迦太基的惨败之上。
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中国没有打算趁美国没落的机会窥伺整个亚太地区的主导权，而是将目光缩小到了太平洋西部地区。而中国想要独立支配的海域正是美国决心死守的战略要塞。
这一情况与韩国有何关系呢？用两个同心圆来做比较，局面就会一目了然。同心圆外圈的大圆是美中的霸权竞争，内圈的小圆是韩半岛问题。两个圆圈像齿轮一样咬合在一起，互相影响，并决定着彼此的性质和前途。从影响力的大小来看，大圆占据压倒性地位。因此，当美中关系紧张、美中合作难以实现时，朝鲜问题也将变得难以解决。
美国的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在今年出版的《亚洲世纪的终结》一书中使用同心三角（concentric triangle）的独特视角解读了当下美中之间的战略对立。他认为，由韩日-澳大利亚-印度之间连线构成的外围大三角是一个松弛的三角安全共同体，内围的小三角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在内，最终还将把泰国和越南拉入其中。
这一构想旨在利用小三角的南太平洋国家在战术上遏制中国的野心，通过外围的大三角在战略上制约习近平“中国梦”的大力挑战。奥斯林的构想获得了美国外交安全专家们、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当局人士的关注，但这一构想却给韩国带来了严重问题。因为奥斯林提议“构成外围大三角的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印度定期举行美国参加的安全峰会”，排斥中国的意图暴露无遗，必将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
现在韩国部署萨德的后遗症尚且迟迟得不到解决，如果在这时参加美国主导的亚洲主要国家安全峰会，中国必将对韩国采取强度远甚于萨德的报复措施。因为韩国在这些国家中最为柔弱可欺。不必说美国的高层官员，就连美国的亚洲和韩半岛问题专家也经常对相关战略可能给韩国造成的损失以及韩国可能因此承担的压力避而不谈。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美国和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较量情况。美国和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围绕“第一岛链”这个看不见的战略防线你争我夺。第一岛链是一条从阿留申群岛到日本列岛-冲绳岛-台湾-菲律宾-婆罗洲岛的中国防御线。
现在中国的海军力量还无法与美军的海军力量相抗衡。因此，中国在本国海军力量得到大幅提升之前，都只能把作战半径限定在第一岛链之内。但中国计划最终将作战空间扩大到由马里亚纳群岛-关岛-帕劳群岛组成的第二岛链。为了实现这一战略，中国制定了A2/AD的作战概念。A2指反介入（anti-access），AD指区域封锁（area denial）。也就是说，中国计划首先在第一岛链内部严密死守中国的前海海域。而美国在压倒性海军战斗力的基础上推出了海空一体战（air-sea battle）的战略进行回应。
中国已经建成的辽宁号航母和正以2019年投入实战部署为目标进行建造的山东号航母都是为了缩小与美国海军的力量对比。辽宁号可以搭载24架歼-15战斗机，山东号可搭载的战斗机数量将增加到20-25架，搭载的战斗机种类也将换成拥有更强雷达的歼-15B。
同时，中国还对陆军进行编制改革，将相当于韩国军级建制的军级战斗单位从现在的100多个大幅缩减到84个，将陆军兵力从230万缩小到200万左右。这标志着中国军队开始从重视陆军转变为重视海军和火箭，属于一个划时代举措。
但是，考虑到从印度出发经由澳大利亚和东南亚部分据点最后达到韩半岛的巨大美国包围网，中国强化海军战斗力的努力至少在2020年代之前都将难以突破“佛祖的五指山”。在美国声称并非为了包围中国的这个包围网中，美国与日本共同构建的反导系统（MD）处于核心地位，而韩国部署萨德炮台则会被强制纳入这一反导系统。这就是中国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而对韩国部署萨德实施野蛮报复的原因所在。
中国担心韩国最终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最终将萨德纳入美国和日本的反导系统。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萨德部署和纳入反导系统的问题将成为检测文在寅政府对美与对华外交能力的第一个考验。文在寅政府应该认识到，将萨德纳入反导系统将导致韩中关系走上一条不归之路。
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能够遏制朝鲜核导挑衅并且将朝鲜带到对话桌前的最后筹码掌握在中国手中。美国议会在今年5月初通过的名为《对朝封锁与制裁现代化法》的所谓“金正恩法案”也只有在中国的配合下才能实现最终目标。法案中包括限制外国雇佣专门从事“奴隶劳动”向朝鲜输送数十亿美元资金的朝鲜劳务人员、束缚与朝鲜有交易往来的外国公司的手脚以及禁止进口朝鲜原产煤炭、铁矿石、水产品、纤维产品、移动通信服务等内容。不过，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在没有指明中国的情况下要求外国停止对朝供应原油的措施。
从官方贸易的数据来看，以2015年为准，中国对朝提供的原油数量为52万吨。如果包括没有计入官方贸易的无偿供应量，推测中国对朝供应的原油总量可达100余万吨。而且，东海和西海海域的石油产品走私活动也非常猖獗。预计中国一旦停止对朝输送原油并严格取缔石油走私，朝鲜的经济、社会、军事等所有系统将在一个月内陷入崩溃。甚至有石油专家预测朝鲜只能支撑不到一周时间。据悉，在今年4月特朗普与习近平的领导人会面过程中，特朗普曾从习近平口中得到缩减乃至中断对朝石油供应的承诺。
特朗普政府“最大程度的施压与干预（maximum pressure and engagement）”对朝政策也必须建立在中国使用停止或减少对朝原油供应等手段积极参与对朝制裁的基础之上。因此，从大的方面来讲，可以给韩半岛带来和平的朝美对话→核导冻结→朝美建交以及签署和平协定等漫长旅程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完全取决于北京。
但中国却对此却踟蹰不前。束缚中国手脚的正是美中围绕太平洋秩序的争夺。而且，日本安倍晋三政府从政治上利用朝鲜的威胁以及韩半岛危机，意图修改宪法，把日本变成可以战争的国家，并使用最尖端武器强化自卫队武装的一系列安全措施也引起了中国对失去朝鲜这一战略缓冲地带的担心，妨碍了中国做出决断。此外，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等美国大型军工企业像对待其他地区一样故意煽动该地区军事紧张的行为也值得我们警惕。
因此，文在寅政府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朝鲜与美国正互相试探对方的对话意愿。在这种情况下，文在寅政府必须在设法引导国际社会对朝鲜实施最高强度制裁措施的同时，悉心维护朝美之间的对话气氛，并在合适的时机和条件下尝试改善韩朝关系，面临着艰难的课题。但最终的答案仍然掌握在华盛顿和北京手中。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韩半岛问题实质上都是一个国际问题。韩国政府应启用涵盖朝野各界的外交人士，为防止战争、促进和平，乃至最终实现统一展开全力的外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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