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当时身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陈雨露（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自信地说，“人民币将在30年内替代美元，成为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这就是所谓的“人民币崛起”，超越美元货币霸主地位。

有一段时间，这一构想推进得相当顺利。2016年，中国人民币被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如果加入SDR的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一大分支，中国可在外汇储备额中缩减美元比重，从长远来看可以摆脱美元的枷锁。

然而，人民币若想跻身国际储备货币的行列，则须满足国际货币条件。即必须允许人民币的贸易结算，扩大资本市场的开放，还需要实现汇率的自由化。

然而，在加入SDR五个多月之后的3月11日，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威胁称，“中国政府一直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的竞争和合作。不排除有少量的企业走出去存在着盲目的、非理性的行为。中国对盲目的、非理性的投资是不鼓励的”。这是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简称全国人大）记者会上的言论。中国当局认为，将盈余资金换为美元且用于海外收购兼并（(M&A）是人民币疲软的主要原因之一。商务部长钟山的言论中蕴含着无法放任人民币走低的意思。

《纽约时报》指出，“为了提升人民币价值，中国当局在过去2年半之内，支出了超过1万亿美元。大规模资本外流也不符合中国政府要扩大中产阶层的计划”。

中国政府正在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稳定之间伤透脑筋。若想让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必须在容忍贸易、财政收支逆差的同时，将人民币推向全世界。这样的话，则必须承担人民币的走低。然而，中国的立场是：作为国际货币，无法降低人民币的价值。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国家，中国可以说也在经历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历过的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特里芬难题指的是国际储备货币国要想保持货币霸权，必须不断地向海外进行流动性供给，然而越是那样，货币价值则会越低。

5月3日，据日《产经新闻》报道，在中国所有的贸易结算中，第一季度人民币所占比重为14%。这比2015年的27%降低了一半。在留学资金汇款等国际结算（资本交易）规模中，上海的情况是，第一季度为4413亿元人民币（约合72.4085万亿韩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3%。与2015年第三季度的1万亿元人民币相比，出现大幅缩减。国际结算市场上，使用人民币的比重也从2015年8月的2.8%，降至今年3月的1.8%。人民币的排名从第四位，降到了继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加元之后的第六位。

人民币的使用在一年之内骤减，是因为中国当局的外汇市场规定。中国政府从2009年起允许人民币结算。设立人民币直接交易市场等，全力以赴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韩国去年第四季度整体结算中的2%和对华出口的6.7%都是通过人民币结算的。然而，随着人民币使用的增加，人民币价值暴跌。因此中国当局从2015年起开始强化规定。现在，在向海外汇款或换钱超过500万美元（约合56亿韩元）时，必须事先拿到政府当局的许可。

此外，人民币价值的持续下跌演变为对中国交易企业的汇兑损失，成为缩减人民币结算的原因。据统计，在人民币最大的流通市场香港，3月底的人民币存款额出现了6年来的最低值（5072亿元人民币）。这也意味着流入中国大陆的人民币不再流出。

日本《产经新闻》分析称，“中国当局的汇率稳定和遏制资本外流政策以牺牲原有的人民币国际化为代价”，“进入4月，通过放宽部分海外汇款规定等，中国人民银行也意识到了资本规定的副作用”。

然而这种“之”字型的路线，有可能对中国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国家在获得信赖方面带来负面影响。国际信用评级机构Fitch在1日（当地时间）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当局对海外汇款进行调查、购买外汇等措施，有可能阻碍人民币的国际化”，“即使人民币被纳入IMF的SDR货币篮子中，但为实现成为国际货币的目标所作出的努力，在过去两年间反而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