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过去十年一直致力于研究东北亚和平，但最近韩半岛的局面似乎在日益恶化，您怎么看？ “受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萨德）影响，韩中政府间的对话渠道已经堵塞。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对话与说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此，我们需要启动多元化对话渠道，NEAR可以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您是否正在准备相关活动，以达到向中国政府传递信息的效果？ “作为纪念NEAR财团成立十周年的第一项活动，我们安排了 ‘韩中紧急问题对话’活动，包括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贾庆国在内，共将有6名中方人士和8名韩方专家参与对话，开诚布公地商讨恢复韩中关系以及定期举行韩中安全战略对话的方案，对韩中关系进行全面讨论。”
民间层面的对话是否能够取得成效？
“贾庆国是北京大学国家关系学院院长，也是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他的观点可以直接被传达给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参与对话的还有可以直接与上层沟通的专家。”
贾庆国院长传达出的信息具体包括什么内容？
“贾庆国院长认为，中国不能因为在从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转型的过程中遇到类似安全问题就对其他国家展开经济制裁，这样做不符合世贸组织（WTO）等国际规范，而且有损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他曾经强调，中国未来必须想办法得到市场经济地位，但在这一问题上，因为美国和欧洲的反对，中国举步维艰。现在中国却如此针对2005年就已经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韩国展开经济报复，此举会大大损害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
最终能够让中国有所行动的决定性契机还是美中首脑会晤，对吗？
“确实如此。首脑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似乎正在考虑收拾目前局面的方案。因为中国目前正在站在一个分岔路口，对韩国展开经济报复最终有悖于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中国最后不得不正式对朝鲜采取制裁措施。”
中国使用两国领导人名字的第一个字，将美中领导人会谈称为“习特会”，表现出了很大关注，您怎么看？
“房产行业的商人比制造业商人更看重交易。特朗普的从政方式是以往美国总统从未有过的风格，因此我曾非常好奇，从美中首脑会晤的情况来看，我看到了特朗普的观点。他向中国抛出了 ‘中国必须全权负责解决朝核问题，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继续与美国贸易，如果不能解决问题，中国将无法继续在美国市场做生意’ 的强硬信息。美国甚至宣布战略忍耐已经结束，现在朝鲜问题的 ‘球’已经传到了中国的脚下。”
美国没有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名单，应该也是出自这一原因。中国的立场是关键，您认为中国有无可能与特朗普进行交易，出面做出行动？
“中国可能已经认识到，朝鲜现在就一颗长在颈上的毒瘤或是恶性肿瘤。就像金日成颈后曾经长过的毒瘤。如果中国将朝鲜视为一颗即将暴裂的肿瘤，而不是用来制衡美国的战略资产，那么中国就不得不在保护本国经济利益的基础上，采取措施切除这个毒瘤。中国如果继续在制裁上不温不火、一再拖延，就会落下玩弄特朗普的话柄，因此中国现在不得不采取某种措施。”
这样的话，日本不就是隔岸观火了吗？日本不断发表“首尔将变成一片火海”或者“韩半岛出现紧急情况时将对难民进行筛选收容”等狂妄言论，您认为其真正用意是什么？
“日本在朝鲜核武器与导弹的射程之内，一旦朝鲜将目标瞄准日本，日本必然会深感不安。但日本大肆鼓吹韩国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应该是出自国内政治的考虑。首相夫人安倍昭惠介入大阪私立学校购地问题的丑闻日渐发酵，日本此举应该是为了利用“韩半岛危机论”转移国内民众视线。而且，日本还忙着将朝核问题用作日本重新武装以及向军事大国转型的借口，日本在这个时候拿出韩国问题作为挡箭牌，过度排斥韩国，就是为了遮掩日本右派的道德劣根性。”
综合各种情况来看，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韩半岛稳定的钥匙掌握在中国手中？
“中国是时候出面控制朝鲜，在对韩国问题方面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中国如果不遵守所谓 ‘佛罗里达密约’，美国就会单方采取措施解决问题，这样做可能会给双方带来灾难性结果。不过，这个台阶需要韩国新政府提供，新总统当选后必须同时向美国和中国派遣特使解释误会，明确传达韩方立场，并有必要尽快与两国领导人举行会晤。”
其中存在什么误会呢？
“朴槿惠政府时期，韩中两国政府出现了同床异梦的情况。当时韩国不顾美国劝阻执意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朴总统甚至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追求力量外交的大陆国家，误以为韩国已经进入中国的影响范围，而之后韩国决定部署萨德时没有与中国密切交流信息，导致中国感觉被冷落了。”
话虽如此，中国是否会改变姿态，还是一个未知数，对吧？
“中国应该也很尴尬。不过，习近平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不得不承认朝核对应政策的失败。因为中国是时候认识到，如果继续放任不管，导致朝鲜发展成为类似伊斯兰国的国际性自爆袭击组织，届时中国也无法独善其身。”
您说韩国要给中国制造下台的台阶，这是为什么？
“新总统应该向中国派遣特使，就朝核危险的紧迫性与中国达成共识，并设法将韩中两国对朝核问题的不同看法统一起来。此外，新政府还应该开发多元化对华接触渠道，特别需要增加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
您为何如此强调与中国的对话？
“中国正在从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转型。陆权国家原本就很重视力量外交，而且相对较为封闭。若想与这样的国家友好相处，我们需要深谙隐晦的对话技巧（郑理事长的表述为通密积信），但我们并不熟悉这一技巧，所以需要开发更多对话渠道，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国。中国古代的帝王传统至今仍未改变，而与中国共存共荣，是韩国无从选择的宿命。”
可是，中国似乎在基本认识上存在问题。佛罗里达会谈中，习近平似乎曾对特朗普说“韩国其实曾是中国的一部分”，您怎么看？
“我们不能放任特朗普完全被人灌输这种认识，否则可能导致韩国外交沦为美中关系的附属品。同时，也不能把韩国的命运全盘交到美国手中，应该对未来美中进行幕后磋商或秘密外交的可能性保持警惕。中国也必须摆脱将韩国视为一介小国的陈旧思维，韩国已经成长为在国际社会位居领先地位的中等强国，如果一味蔑视韩国，中国也将难以发挥在国际社会上的领导力。”
从经济观点来看，萨德报复给予我们怎样的教训？
“这起事件给我们抛出了一个问题：当我们向安全隐患较大的国家投资时，其中的经济风险应该由谁来出面对冲？不能让企业承担所有经济风险，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教训。最终，国家在对冲安全风险时，必须同时将经济风险考虑在内，一并进行风险控制，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我们是否也应该重新审视目前的韩中产业关系？
“韩国以后必须进一步拉大已经被中国大幅缩小的技术差距。特别是，韩国要设法维持韩中产业的互补关系，维持目前的分工体系。在中国展开萨德报复的情况下，对华出口之所以能够不降反增，就是因为韩国还在技术上保持着较大优势，但是中国很快便会迎头赶上。韩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就应该进行产业结构改革，但因为当时趁着中国经济刺激政策的东风一路高歌猛进，而错过了最佳的时期。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今天，韩国必须集中精力维持韩中产业之间的互补分工关系。”
能否介绍一下您个人的身份转型吗，您为什么选择做一个中国研究专家？
“从产业资源部部长职位离任后，我卸下了一切官职，在首尔大学担任教授的三年多时间里，我曾受邀前往中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这段时间的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期间我在中国切身感受到了中国的变化，并看到了中国隐藏的锋芒，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同时，我也知道了中国人看待韩国的真正视角，并把这些内容写到了2011年出版的《中国看待韩国的本心》这本书里。”
所以您就决定成立意为东北亚研究所的NEAR财团，对吗？
“我们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新的方式，最大程度减少内部研究院的数量，同时以大型研究主题为中心，在全球范围内挑选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专家。我们已经举行了六年韩中安全战略对话，作为韩中之间的紧急对话渠道。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在中国、日本、美国和韩国国内构建起了一个每年参与人数超过300余人的全球对话网络，并制定了项目活动结束后将相关成果汇集出书的原则。因此，有人将我们的这套机制称为NEAR模式。我们每年还会评出韩中日和解合作奖和NEAR学术奖。我将自己的60多岁奉献给了NEAR财团，未来十年还将继续一往直前。”
郑德龟简介
一位从经济金融与产业专家转型成为东北亚外交安全与经济专家的官员出身学者，担任韩国财政经济部副部长时曾参与外债谈判，在金大中政府担任产业资源部部长期间曾致力于构建风险行业生态环境、培育零部件和材料产业，后来曾担任国会议员，又转型成为一名学者，开始致力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北亚研究。此后，他设立民间智库NEAR财团并领导财团发展了十年时间，与韩中日三国与美国专家构建起了强大的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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