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缘何对萨德（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展开了如此猛烈的报复措施？有人说因为萨德危害了中国的战略利益、有人说因为韩国做决定时未与中国进行充分商议，有人说因为韩国无视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三次的强硬表态，存在诸多分析。那么，这些就是全部原因吗？难道没有更重要的原因吗？难道不是因为韩国部署萨德打碎了习近平谋求21世纪中华帝国崛起的“中国梦”吗？

中国帝国，从解体走向复原

中国在历史上很长时期都是一个帝国。韩国将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帝国统称为中华帝国。中华帝国以唐宋变革时期为分水岭，分为前期的中华帝国和后期的中华帝国，前者以汉唐为代表，后者以明清为典型。人们将这些朝代称为帝国，并不仅仅因为这些朝代是由皇帝统治的国家。之所以称之为帝国，是因为它拥有广阔的领土、空间组织能力、多样化的语言和宗教、文明的霸权等一系列特征。

帝国利用以官僚制度为基础的直接统治体系和以羁糜政策等手段为基础的间接统治体系将辽阔疆域整合为一个政治单位。同时利用整合多样化语言、宗教与文化等的独特机制，来维持帝国的稳定。当然，压倒性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强烈的税收掌控力（财政）构成了支撑这种整合机制的最核心支柱。由秦始皇创建并从汉朝开始固定下来的中国帝国体制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初期。

中华帝国拥有一个帝国崩溃后由另一个帝国延续其统治的独特历史。也就是说，中华帝国拥有强大的帝国复原力。然而，这样的中华帝国在20世纪初宣告崩溃。中国人将此称为“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变化”。清朝的没落与历史上中国经历过的多次其他帝国的没落完全不同。这次的没落不仅仅是丧失帝国霸权或朝代更替，中国帝国得以延续的价值与文化也同时走向了末路。因此清朝的没落被人们视为“不可恢复的帝国解体”。

然而，进入习近平时代之后，中国帝国又走上了复原之路。他通过提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向世界表明中国不仅是东亚地区秩序的主导者，还是与美国一起制定世界秩序的主人公。

习近平提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他的这番话旨在强调，中国现在应按照中国标准（Chinese Standard）而不是国际标准（Global Standard）来巩固大国的内涵。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正在实现“帝国化”，也就是说，中国正逐渐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帝国。

中国标准能否成为帝国软实力

20世纪是“否定”中华文化的时代。中国通过“否定”过去来建设强大国家的热切盼望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高潮。文革是一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为新的普遍价值对中国以儒家普遍价值为基础的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否定的庞大文化试验。

用中国现代思想家李泽厚的话来说，通过“文化心理结构”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之中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国家身份的一个符号，文革意图摒弃儒家思想，创造出新的中国身份符号。然而，毛泽东希望通过摒弃儒家思想的全新中国符号实现强国梦想的试验最终也未能抗衡过中华文化的力量。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对于文化的态度开始从“否定历史”向“肯定历史”转变。中国结束了20世纪通过否定“中华”建设强大中国的尝试，开始反过来将“中华”视为一项资产，宣告中国用来规划未来的知识模版出现了反转。

而且，在中国将“中华”转变成文化资产的过程中，还伴随着儒家思想的复兴。最近中国开展的所有文化活动几乎都将儒家思想视为一种思想资源。相应地，儒学治国理论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主张以中国的思维方式和理念来思考中国和世界并建构相应秩序的文化保守主义开始在中国成为主流。

韩国将直面中国的“帝国梦”

习近平的中国便是以儒家思想等中国传统文化为资产，谋求建设21世纪的中华帝国。这样的中国究竟会复原成为一个霸权与普遍价值兼具的帝国，还是单纯地复原霸权，现在我们还难下定论。

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由霸权（控制）和包容（宽容）两大支柱组成。习近平旨在打造的新中华帝国究竟会表现出更多的霸权因素还是包容因素，这需要时间去检验，但无论如何，中国都不可能完全摒弃包容中所蕴含的帝国强制性因素。这对于在最近距离感受21世纪中国帝国的崛起并直接与之相碰撞的韩国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决心走“中国道路”的中国已经成为韩国考虑未来发展时所必须顾虑的一个固定因素。

冷战时期韩国曾将中国视为“外人”，视为警惕和远离的对象。但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对韩国来说绝不仅仅是所谓的“外人”。冷战时期属于极端例外的情况，我们在冷战时期所形成的对中国的固定认识早已结束了它短暂的生命。

面对已经初现轮廓的中国帝国化进程，韩国需要在两个层面进行考虑。一是霸权的转移，即权力转移。如果说历史上中国主导的秩序在经历鸦片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后宣告解体，建立起由西方主导的新地区秩序是第一次权力转移，那么最近以新兴大国身份崛起的中国便是在进行第二场权力转移。

这是地区秩序的结构变化。东亚地区的秩序很可能会以中国为中心出现重组。习近平已经通过提倡“中国梦”发动权力转移的引擎。中国与美国已经正式登上争夺霸权的擂台。中国反对萨德也是出自这一考量。在美中对立的局面中，韩半岛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在中国眼中，“韩国部署萨德等于被纳入美国主导的反导（MD）系统”，也就意味着韩国加入了美国牵制中国的战略之中。因此，一心建设中国帝国的习近平无论如何也会设法阻止身边的篱笆墙出现倒塌。这就是中国强烈反对韩国部署萨德的原因。

既然预测到中国崛起后将会在东亚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我们就需要对中国以前曾经主导过的世界（天下）秩序以及中国现在意图打造的世界（天下）秩序进行冷静地分析研究，弄清楚这个“世界（天下）”究竟是什么。因此，我们需要关注中国的帝国特性。

二是权力的转移必将伴随着改变文明标准的文明史变化。曾经以儒家价值为普遍价值的东亚开始接受人权、民主、自由、平等等近代欧洲所提倡的普遍价值，这样一种文明史的变化便是通过第一次权力转移而实现的。

不过，在第二次权力转移的过程中，文明的标准和常识是否会发生变化，目前尚无法肯定。现在中国的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都在考虑如何继承中华帝国的遗产、提出一个可以适用于现在和未来社会的普遍价值理念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关注中国文明论争和文化论争的原因所在。

话虽如此，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表现出足以在全世界范围与美国相抗衡的强大政治与思想力量。而且，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国民能否接受并认同“普遍的中国价值”或软实力，还存在很大疑问。此外，中国每当与周围国家发生争端，都会使用强大的经济资源作为武器向周围国家施压。因此导致周围国家普遍产生怀疑，担心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缺少一些宽容与包容。

◆田寅甲 获首尔大学中国现代史研究博士学位，曾任仁川大学中国学教授，现担任西江大学历史专业教授和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长期对中国如同硬币两面一样共存的“长期稳定性”和“动荡性”进行研究，著有《现代中国的帝国梦——中华再普遍化的百年试验》等多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