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这样一个笑话，说最近在亚太地区有四个“弗拉基米尔·普京”很活跃。他们分别是：真的普京、超过了普京的金正恩、喜欢普京的唐纳德·特朗普、想超过普京的习近平。现在迎来了真正的“强权时代”。关键在于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支持层最为薄弱，为挽回这一劣势，预计他会在上任后“敲打中国”，习近平肯定会对此越发担心。新的一年美中激烈的冲突战拉开了序幕。

现在断定特朗普推行的政策将与巴拉克·奥巴马政府截然相反，即所谓“ABO（Anything But Obama）”还为时尚早，但两人在对待中国的方式上显然会有所差别。如果说奥巴马是以战略为中心与中国展开角逐的话，那么特朗普则将重点放在战术方面对中国发起攻势，以谋取实际利益。

在奥巴马时代，美国以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来牵制中国，中国立即以经济及人文交流为防御手段加以反制，采用地缘经济上的扩张对美国地缘政治上的攻势进行抗衡，具有很强的以亚洲为舞台进行势力角逐的性质。

但是，在特朗普政府即将上台之际，美中间出现了新的政治形势，即，围绕以3T（台湾、贸易、西藏，Taiwan, Trade, Tibet）为代表的传统问题展开了战术上的对峙，特朗普接听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祝贺电话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还是美国自1979年与台湾“断交”后，时隔37年以来的首次，显然令中国猝不及防。

该战术的独特之处在于，美国在所谓“特朗普登台亮相”的新时期提出了“台湾”这一老问题。由于它是一种“新瓶装旧酒”式的，且完全出乎意料的新组合拳，所以其影响更大。以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为象征的特朗普这次打出了一张大家最熟悉的牌，反倒引起了混乱。

特朗普为何出其不意地打出“台湾牌”呢？这似乎缘于其商人的本性。特朗普认为，奥巴马的再平衡战略很费时，更重要的是很费钱，在此情况下，倒不如选择中国的要害先展开集中攻击。

准确来讲“台湾牌”就是“蔡英文牌”。也就是说，蔡英文具有很强的台独倾向，美国或许是在充分利用她的上台给两岸关系制造了新的紧张局面这一点上敲打中国。

特朗普通过这种“选择性地敲打中国”成功地让国际社会明白，在美中关系上的主导权仍掌握在美国手中。同时，他也试图将中国作为替罪羊，以达到弥合美国国内政治裂痕的效果。

因而，单凭一次通话就认为美国已开始正面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一种过度的解读，更有说服力的分析认为，特朗普今后会适当利用“蔡英文牌”在对华金融及贸易磨擦问题上谋取利益。

中国同样不愿与美国全面开战。中国就“特蔡通话”事件将炮火对准了台湾而不是美国。中国外长王毅指责和讽刺“特蔡通话”是台湾搞的小动作。

在特朗普与蔡英文通电话当天，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促成美中就“一个中国原则”达成协议的亨利·基辛格，给予其极高礼遇，而基辛格是特朗普公开表示极其敬重的少数几位元老之一，这被看作是习近平为确保与特朗普政府保持沟通的纽带而展开的外交努力中的一环。

美中间的经济、贸易摩擦同样是两国之间的老问题。然而，考虑到当前美中两国国内社会、经济状况，贸易问题或成为决定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因此，特朗普新政府上台后美中很有可能首先在经济问题上展开互不相让的较量。

特朗普正在为与中国打一场贸易战做准备，他新成立了负责白宫贸易政策的国家贸易委员会，并提名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纳瓦罗担任该委员会主席，纳瓦罗是著名的对华鹰派人物，应对这一点予以关注。

中国正在苦觅对策，看样子也会不惮于先发制人采取行动。最近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以违反反垄断规定为由，对上海通用汽车处以了2亿多元的罚款。

对于特朗普威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或征收高额关税的动向，中国试图通过抢先亮出自己的应对措施对美国进行牵制。中国显示出了在自认为占优势的经济领域不惜与美国一较高下的自信。

另外，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已公开表示他正在谋划与特朗普会面。因此，如果特朗普故作单纯（？）地采取“没有理由不见”的立场，这也将可能成为美中之间新的争端。

可能会激化美中矛盾的另一变数是两国的国内政治。美国国内传统的共和党主流势力如果不想放任中国趁机在亚洲地区崛起，则美中有可能会随时围绕亚洲的主导权发生激烈冲突。

今年秋天在宣告习近平第二任期开始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中国国内政治也是非同寻常。这是因为，在中国国内，“中国优先”的思潮也是波涛汹涌，其气势一点也不亚于特朗普“让美国重新强大起来”的口号。

中国的国内优先主义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是要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以确保国内政治议程的成功，二是要不断地推动发展以实现中国梦。

要想实现中国梦就需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2021年）实现全国人民生活安康、文化生活丰富的全面小康社会。也就是说，习近平决不会放任美国对中国这一梦想的实现进行破坏。

复兴中华民族和捍卫中国核心利益是习近平提出的蓝图和底线。若特朗普越过这一底线进行偷袭式挑衅，则美中有可能陷入无路可退的无休止的冲突之中。

韩国与美中两国在安保、经济方面都维持着紧密关系，因此，美中冲突越是高涨，韩国受到的冲击肯定就会越大。尤其令人苦恼的是，由于美中两国都面临着国内政经难题，因此双方的竞争可能呈现如下模式。即：尽量规避和管控需付出很大代价的全面对立情况，取而代之将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让代理人打前阵进行“代理牵制和应对”。

在此情况下，面临朝核和萨德双重难题的韩国很有可能夹在美中之间受到比其它东亚国家更大的压力。换言之，不以韩国的意志为转移，美中关系的每次波折必定会波及韩中关系。尤其令人担心的是，朝核问题可能被用作美中在亚洲“划分势力的代理人竞争”的工具，由此走入一个迷局。

今后韩国外交很可能会遭遇第二个、第三个萨德问题。因此，有必要以美国政府换届为契机，有必要对今后应做出何种战略性选择进行长期和系统的准备。

这是因为，尽管美中两国短暂的调整期可能给韩国带来新的危机和挑战，但反过来看，该挑战也可能会成为韩国重新确立中等强国国际地位的绝佳机会。

首先，重要的是确保韩国在朝核问题上的杠杆作用和渠道，早日恢复主导权，并以此为跳板，充分发挥才智，尽量缓解夹在美中之间左右为难的处境。其次，还需制订方案让韩国外交摆脱再次被国内政治绑架的恶性循环。

■◆李东律，曾获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学位，历任美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韩中专家共同研究委员会执行委员，统一部政策咨询委员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的对外关系和领土争端、民族主义、少数民族问题等。著有《谈中国的未来》、《中国的领土争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