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韩国经济逐渐失去了发展动力。在韩国国内，年轻人看不到希望、中年人为晚年生活担忧；在国际上，朝核问题的解决也见不到一丝曙光。越是这种时候，有识之士越不应被乱世所扰，越应着眼于解决当前最紧要的问题。

韩国经济很久之前就已丧失了发展动力。尽管实施了不够健全的建设投资和政府财政投入，但坏消息还是接二连三，今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率恐难达到0.1%。金融危机以后，出口、进口、民间消费、融资、失业率等经济指标的复苏势头在主要国家中位居下游。在韩国经济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最大危机便是因全球最快的老龄化速度致使劳动力人口减少问题（2017年以后）。

为解决低出生率和老龄化问题，韩国政府在过去十年间投入了152万亿韩元的预算。然而，韩国的出生率仍不及1.3人的超低出生率水平。另外，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推算的韩国老龄化应对指数在22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位居下游水平，老人贫困率和自杀率也居高不下。不能因此将其归咎于这是韩国政府施政的失败。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没找到解决低出生率和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对策。

低生育率和老龄化问题基本上决定着多少经济活动人口赡养一名老龄人口问题。据韩国统计厅的资料显示，在经济蓬勃发展的1990年，韩国一名老龄人口由13.5名经济活动人口赡养，但到2030年将仅由2.6人来赡养。倘若如此，工作的年轻人或许还没等到他们变老就已为赡养老人累弯了腰。

假如将60岁以上老龄人口定为赡养对象，则由于韩国人平均寿命由1990年的70岁达到了2010年的80岁，除去其中死亡的人口，韩国的老龄人口翻了一番；若平均寿命达到90岁，则老龄人口将增加至原来的三倍。若想通过提高人口出生率来解决经济活动人口不足以赡养增加的老龄人口问题，则每个家庭需要养育4名和6名孩子，人口须增加到两三倍。若想靠移民来解决，则需外国人人数多于韩国人，导致韩国成为移民国家。因此，决不可能通过提高出生率或移民来解决老龄化问题。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中，通过一个制针工厂的案例一语道破了个人之间的劳动分工就是国家财富源泉的原理。即，在一个人平均可生产20件产品的情况下，如果将工作分成18道工序，人均产量就达到了4800件。因此，在老龄化时代是否可通过跨代分工再次使国家财富得到划时代增长呢？根据卡特尔与霍恩（Cartell & Horn）模式，年轻阶层与创新相关的流动智力很高，老龄阶层与经验相关的固化智力很高。年轻阶层主要从事与创新相关的尖端科技、产业设计等创造价值的头茬工作，而老龄阶层则从事需要固化智力的行政、管理、医疗保健等将服务领域的价值进行转移的二茬工作，这样一来，籍以跨代间的分工，国家的经济效益就会得到划时代的提高。这也是发挥智慧来克服低出生率和老龄化时代的“双茬社会”形态。

老龄化问题是韩国面临的最紧要课题。即使出生率能马上得到提高，那也要等到2050年前后新生婴儿才能长大成人，积极参与经济活动。而到那时，韩国经济是再次成功实现腾飞变身发达国家，还是沦落为欠发达国家恐怕早已大局已定了。这是因为，像海啸一般涌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大潮即将使世界走向知性社会的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两个极端。

尽管我们还需就国民经济的双茬生产展开持久的研究和讨论，但显而易见的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生死攸关的老龄化问题，无论从其理论上还是政策上，双茬社会迄今仍是不可替代的唯一选择。我们应该未雨绸缪，在当今时局混乱之际提前筹建双茬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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