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3月29日 (星期五)
现在是三星进行全面机构改革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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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三星进行全面机构改革的最佳时机
  • 河永求 银行联合会 会长
  • 上传 2016.10.20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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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三星始于李健熙会长1993年的法兰克福新经营宣言。伴随着他“除老婆孩子不能换之外,其他一切都要换”的豪言壮语,三星开始由量的增长转向质的增长,结果造就了今日的三星。

如今,三星又开始了新的转变。三星已完成了化工和军需业务的变卖工作,还在尝试卖掉雷打不动地稳居广告业龙头位置的第一企划公司,而且还一度传出连三星物产的住宅业务、三星信用卡和三星证券等金融公司也要卖掉的消息。从这些关键举措上,我们能够看出三星将停止章鱼式扩张、进行重新选择、集中力量发展高科技未来产业的决心。

在出现白血病问题时,三星电子也通过承认存在责任、给予道歉和一定程度的赔偿解决了这一痼疾,显示出了欲强化社会责任感的姿态。三星还在继续推动旗下子公司上市,并酝酿成立控股公司以根除美国对冲基金Elliot事件所暴露出的治理结构上的弊端,为此公司还宣布了人事改组等对组织文化进行创新的措施。尽管觉得有点意外,但我认为三星最近正在推行的变革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组织文化的创新,这是比换老婆孩子更费劲的事。这是因为我在此前曾无数次目睹了组织文化正确与否决定了企业命运的事例。

因随身听而受到全球年轻人热爱的索尼沉溺于技术至上的文化当中,未能跟上向数字转换的市场需求而功败垂成。诺基亚陷入“创新者的窘境”,没有进行自我改造,遂受到苹果公司iPhone的挤压,最后落得被微软兼并的地步。

在金融界内,因企业文化的惯性而起起伏伏的企业并不鲜见。金融业因未能克服跨行业结盟所产生的文化差异,患上了所谓全球金融危机这一重病。随着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的废止,银行、证券、保险业开始重叠聚合,全球金融公司的企业文化也因此被大大改变了。过去,商业银行具有农耕文化上的特点,重视与顾客的长期业务合作,以商业经验为基础来管理风险,着眼于长远来打理业务。然而,在引入全能银行(Universal Banking)制度后,庞大的全球金融公司普遍聘用交易人或投资银行出身的CEO,不再侧重于与顾客的业务合作关系而是更加重视高风险高收益的短期利益至上的企业文化开始膨胀。这样的组织文化一直受到诟病,被认为是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所在。

花旗银行通过与旅行家集团的合并宣告了金融业新时代的到来,开启了迈向全球最大和最全球化的金融百货商店的华丽征程。曾主导了这一合并进程的约翰·里德(John Reed)是一位传奇式的银行家,他进入花旗银行后在其45岁那年成为这家世界最大银行也是世界上最年轻的董事局主席。旅行家集团的桑迪·威尔(Sandy Weill)是一位并购鬼才,在进入贝尔斯登(Bear Stearns])证券公司后开始了自己职业生涯,在以700万美元收购了一家小型金融公司12年后又缔造了花旗银行,他是华尔街的传奇。然而,两位联席董事局主席的经历犹如农夫和猎手一样存在着天壤之别,两家公司的文化也是互不相同,这使得花旗银行在合并后因文化上的冲突而饱受困扰。结果,在合并9年后遭遇危机,在金融界留下了“大得没法管”的话,不得不接受美国政府高达250亿美元的援助。组织文化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在新常态(new-normal)时代,赢者通吃的现象将加剧。置身于跟不上变化就会瞬间死亡的冷酷环境,不进行时代所要求的内部文化的不断创新,企业是否会存续下去也难以得到保障。“管理的三星”的组织文化似已官僚化,作为那个时代的使命已走到了尽头,现在需要的是与当今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相符合的水平管理文化、开放式创业文化、全球组织文化。现在,身处这样的经营环境、面临Galaxy Note7停产的困难,正需要三星在组织文化上进行自我否定式的创新。期待着三星能通过打造新的组织文化来跳脱“快速追随者”的角色、跃升为游戏改变者,一改“三星共和国”的形象,而转变为开放式的三星,由好的企业成长为伟大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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