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8月24日进行了潜射弹道导弹（SLBM）发射试验，当时正是韩美按惯例举行乙支自由卫士军事演习的第三天。朝鲜驻联合国大使次日向联合国安理会发送书函指责韩美联合军事演习正逐渐将韩半岛推向战争边缘，主张联合国应立即召开紧急安理会会议，对美国的行为进行谴责。

如同年度例行公事一样，朝鲜每年都会提出如下主张：第一，韩美军事联合演习充满挑衅意味；第二，朝鲜发射导弹与进行核试验都是为了应对韩美军事演习。朝鲜的这一主张每年都会定期出现在新闻报道之上。但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朝鲜的这种主张明显存在错误。

韩美两国每年都会举行两次重要的军事演习。春季实施的关键决断和秃鹰军事演习（Key Resolve and Foal Eagle）属于一场为防御敌人入侵而开展的大规模模拟军事训练，秋季实施的乙支自由卫士演习则基本上属于一场电脑化的“桌上训练”。我们新启动研究项目的初期成果显示，与朝鲜的主张不同，韩美联合军事演习本身并非是导致朝鲜强行发起挑衅的原因。我们以数据为基础展开研究，计算了韩美军事演习与朝鲜进行发射试验之间的存在的关联性，在研究初期发现了以下事实。

首先，朝鲜并非在每次韩美军事演习之后都会进行发射试验。也就是说，平壤在有些年份会用愤怒回应韩美演习，但在有些年份却会保持安静。就拿目前正实施的秋季演习来说，朝鲜经常在演习开始之前，在6月25日（韩国战争爆发日）到8月15日（光复节）之间展开“和平攻势”。

这种和平攻势与韩朝关系的实际状况无关，基本上只是一种口头游戏。在此之后，朝鲜就会主张“帝国主义性质的”韩美军事演习拒绝了自己的“和平提议”。在某些年份，朝鲜公开表达的这种“愤怒”还会演化成实际的挑衅行为，而在有些年份，则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如果事实与朝鲜的主张有偏差，朝鲜进行核武器和导弹试验并非是因为韩美军事演习挑衅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那么，朝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研究发现，决定朝鲜行为的最准确标杆不是演习本身，而是演习4～8周之前的朝美外交状态。如果这段时期，朝美关系处于“负面”状态，朝鲜在演习期间作出主要挑衅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如果演习前朝美关系处于“中间”或者“正面”状态，朝鲜在韩美演习期间作出主要挑衅的可能性就会减小。

比如说，今年春季进行关键决断和秃鹰军事演习时期，朝鲜实施了多次弹道导弹试验。演习前的朝美外交状况相当恶劣。今年1月朝鲜进行第四轮核试验后，联合国与美国在2月和3月份对朝鲜实施了严厉的制裁。因此早在演习开始之前，我们就预料到朝鲜会作出严重挑衅。

相反，2007年演习前的朝美关系并不紧张。美国与朝鲜的代表团当年1月在柏林举行双边会谈，并在2月13日的六方会谈上通过了“2·13 协议”。那是六方会谈实现的一大成果，为朝美开展实务工作会谈制定了蓝图。因此，朝鲜对于2007年春季的韩美军事演习反应非常平静。这种模式在过去15年间一直反复循环，2012年是唯一的例外。

在研究结果中更令人担忧的是，朝鲜的年轻领导人金正恩上台后，朝鲜的行为方式正逐渐发生变化。朝鲜进行试验的时间虽然存在差别，但总体来看，朝鲜进行导弹与核试验的强度在平壤领导人更换后大大增强了。金正恩时代以前，朝鲜平均每年进行2.5次试验，但从2009年1月开始，朝鲜共进行了72次导弹与核试验，年均试验次数激增到9次。有趣的是，朝鲜试验次数开始激增的时间恰好在2008年8月15日前后，即金正日的脑中风与脑淤血症状被世人知晓之后。

通过这番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数据分析方法可以有效帮助我们理解朝鲜的行为，因此我们希望人们能够进行更多类似的研究活动；第二，不幸的是，这篇研究的初步成果显示，我们将在几天或几周后看到更多的朝鲜挑衅行为。本研究的进展情况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BeyondParallel.CSIS.org）进行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