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才能恢复鸦片战争前世界最强国家的荣耀呢？20世纪初期曾有人提出意指科学的“赛先生（science）”和意指民主的“德先生（democracy）”。但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一直在强调通过科学与教育复兴国家的“科教兴国”战略。据此，中国正在大力推进优先发展教育的政策。那么，中国究竟是怎样发展教育的呢？

例子1：北京大学曾有一位教授在学校里摆摊卖馅饼，这件事引起了媒体正负两面的不同反应，有声音指责此举损伤了教授的权威，也有人表示支持，认为任何人都有权做生意。

例子2 ：11岁少年在路边卖鸡，班主任请求少年的父母将孩子送回学校读书，父母却说“您做老师一月能赚多少钱？这孩子赚的可能比您还多呢”。

这两个例子都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当时中国教育界曾一度流行起重视赚钱甚于学习的风气，甚至出现了读书无用论调。然而，曾一度如此的中国在2016年QS亚洲大学评估中却有82所大学进入“亚洲大学350强”榜单，数量居于亚洲各国之冠。而且，在世界三大学术杂志之一《自然（Nature）》最新一期发表的《自然》引用上升率排名前列的机构名单中，前五名均是中国的大学与研究所，韩国只有基础科学研究院排在第11名。

中国的教育正在飞速发展。前往中国浙江省杭州某小学可以看到，学校不仅用3D打印机授课，一边教室里还在进行机器人组装，而该学校在杭州仅属于平均水平。育有子女的中国父母经常用“望子成龙”来表达对孩子成才的期望。也就是说，即使生于穷乡僻壤，父母也希望孩子能够努力学习，成为卓越的人物。中国认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取决于教育，因此一心致力于强化教育。中国人相信，只有接受好的教育才能获得好的职业，而职业决定收入，收入决定生活水平。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一直按照三大精密的计划逐步开展。

首先是不放松意识形态基础教育。我们在看待中国时，经常会忘记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因为中国存在太多资本主义元素。因此，我们很容易认为中国的教育也是如此。但事实上，稍加深入了解即可发现，在中国教育的基础部分，为维持社会主义体制的意识形态与哲学教育始终处于重要地位。

中国的国家教育哲学可以用“又红又专”几个字概括，指培育人才要兼备“红”与“专”的素质。“红”指坚定的社会主义政治路线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与观点等等，其核心是坚持“社会主义路线、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四大基本原则。相反，“专”指过硬的专业知识。也就是说，“红”是中国教育的意识形态标准，“专”则是教育的专业标准。

对于“红”与“专”的关系，倡导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曾表示“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也就是说，两者需要相互完善，任何一个都不能取代另一个的位置。因此，中国在学校教育中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其原因非常简单：中国认为只有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培养出能够带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接班人。

通过“又红又专”打下教育的意识形态基础后，中国开始大力呼吁“科教兴国”，旨在通过科学与教育发展国家。中国认为，若想发展国家，就必须发展科学，若想发展科学，就必须发展教育。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中国政府一直奉行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中国大学排名的急剧上升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当局的大规模投资。中国名牌大学的年度运营经费一般都在万亿韩元以上，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更是达到了2万多亿韩元。“科教兴国”表面只强调了发展科学与教育的命题，但其实质却包含了将教育的创新能力和知识、人才放在最重要地位的发展思路。

如果说“科教兴国”对改善中国教育体质发挥了巨大作用，“重点学校”则是推动中国教育逐步与世界领先水平相匹敌的坚强后盾。以今年的数字为准，中国共有大约53万所学校，这些学校不可能同时实现发展。因此，如同邓小平提出的优先发展部分地区的“先富论”一样，中国政府选择了优先发展部分学校的战略。“重点学校制度”便是这种选择性集中发展的典型产物。政府为优秀的小初高中提供集中支持，致力于将其打造成顶尖学校，分为县重点、市重点和省重点学校等各种类型，旨在培养各个地区的一流学校。

对于大学，中国启动了三大培育“工程”。首先通过“211工程”，致力于将100所左右的大学和1000个左右的学科培育到世界先进水平，然后更进一步通过“985工程”从211工程院校中选拔一部分将其培育成世界一流大学。另外，中国还通过“111工程”从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学中聘请1000名人才前往中国100所大学从事研究工作。重点学校制度虽然因为导致教育不公的问题而备受批判，但这一制度却为短时间内推动中国教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发挥了显著的架桥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尚不了解市场经济为何物，教育自然也如同在白纸上作画一般没有方向。可能出于这一原因，中国大学的发展在各种尝试与摸索中前行。校办企业便是其中之一。素有中国硅谷之城的北京中关村有家企业叫做方正集团，拥有3.5万多名员工的这家大型公司的最大股东是持有公司70%股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设立的同方集团一年收入高达300亿元人民币，并拥有1000个国外专利。这种学校企业均致力于从事信息技术、能源、环境、生物等先进技术领域。

中国也有教育与企业、研究所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深圳虚拟大学园（Shenzhen Virtual University Park）便是一个例子。直到上世纪80年代，深圳还只是一个以家庭手工业为中心的城市，相当于香港的一个生产基地，发展尖端产业所需要的人才还非常欠缺。为了培育高级人才，深圳市政府开始大力推进吸引国内外著名理工科大学的政策，1999年成立的深圳虚拟大学园中集中了中国顶尖大学、独立法人性质的研究院和孵化企业，建立了产、学、研、官、资本的全新合作模式。现在这里共入驻了包括14所外国大学在内的57所大学、240个研究开发机构和967家孵化企业，而中国全境共有62个类似的大学园（national university science park）。 ［

浙江省宁波市有一所一切学校经营活动都以学生为中心开展的大学，学生的要求可以在三日以内得到解决，那便是浙江万里学院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合作成立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学校的所有教授均从英国派遣而来，所有课程均通过英语授课，毕业后可获得英国诺丁汉大学学位，毕业生就业率高达98%以上。对于学术发展和技术研发所需要的领域，中国早已向外国大学敞开大门。因此，中国国内与外国合作设立的大学多达540所，其中主要是计算机科学、国际经济、机械、生物等中国所必需的领域。

中国目前已经引进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学校、教育方法和先进教学系统，如同“中体西用”一般，中国在坚实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积极汲取外国的各种先进经验。中国的教育目前还与世界水平存在一定差距，但中国已经有一部分大学开始跨出亚洲，正逐渐与世界水平接轨。预计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即可诞生出世界水平的大学。中国正逐渐跨越教育大国和教育强国的阶段，走上对外人才输出之路。现在我们要关注的不仅是中国的硬实力，还要关注为中国崛起提供原动力的软实力，即中国教育的力量。

◆具滋亿：教育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比较教育研究所，曾任韩国教育论坛会长，现任社团法人韩中教育交流协会会长和韩中留学教友总联盟会长等职务。2014年曾获国民勋章石榴奖、2015年荣获大韩民国教育产业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