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大概从游览过景福宫的中国游客口中听到过5次类似的话，其中一名游客说“比起北京紫禁城的雄伟建筑，韩国宫殿实在太小太朴素了”，话语中充满蔑视。

韩国朋友对我说，每当听到这样的话，就会感到有些羞愧。但笔者从来没有对古城汉阳的城市规划产生过这种感觉。韩国民主主义最大的优点之一就在于它可以追溯到朝鲜时代初期。中国皇帝曾经拥有无限的权力，但朝鲜国王的权力却受到了明确限制。首先，景福宫和昌德宫的设计目标都是“威严”，而不是给外人压迫感或者旨在把国王塑造成高高在上的超人。宫殿的名字也不同于意在禁止外人接近的北京“紫禁城”，韩国的宫殿并没有比北村学者官僚们的府邸大很多，学者官僚们的府邸也不比平民居住的房屋大多少。

仅从法国的凡尔赛宫就可以看出西方极端政治权力在现实环境中如何显露出来。学生们看到1900年左右的首尔照片后，往往会掩饰不住惊讶的感觉，与当时有很多联排式住宅和宽敞大路的巴黎相比，韩国显得非常落后。但我却不赞同这种看法。如果了解1860年代对巴黎进行改造工程的乔治-欧仁-奥斯曼对地区共同体多么无知，人们就不会盲目认为近代巴黎的变化都是趋向好的方面了。首尔宫殿的朴素恰恰是韩国儒教传统最好的体现，它使得韩国王室和高层官员的活动更加透明，对百姓更加负责，发挥公众代表性的方式也更为人性化。

首尔与北京的差异可以追溯到14世纪末期。当时两国的强大领导人都一心想要克服蒙古帝国崩溃后的无秩序局面，确立自己的权威。中国的永乐大帝（1360～1424年）采取了严酷的统治手段，利用极端措施在统治者与平民之间划出了不可逾越的界限。他所制定的秘密警察制度和上层机构臃肿的官僚组织直至皇帝君主专制制度结束一直都是中国的一大负担。永乐大帝的统治还扭曲了儒教传统的本质，神一般存在的皇帝成了庞大官僚集团正当化的工具。

相反，韩国的世宗大王（1397～1450年）则将对平民负责作为治理国家的核心，他心中的国王只是王国的忠实仆人。世宗选拔人才不看身份高低贵贱，经常破格提拔有能之才。最重要的是，他将平民的福利视为政府的最优先课题，制定了一套高度的牵制与均衡统治体系。得益于此，保持着相对透明度的朝鲜王朝一直延续了500余年。

认为首尔宫殿太小的中国游客完全不了解朝鲜建筑更为人性化的规模恰恰代表了韩国文化传统中最具人情味和民主性的层面。永乐大帝和世宗都是确立近代初期制度文化的人物，而中国游客中了解永乐大帝和世宗巨大差别的人应该也是寥寥无几。

但我们不能因此谴责中国游客的无知。韩国人面向中国人介绍韩国传统哲学、政治、艺术、文化的活动非常欠缺。举例来说，只有极少数的中国朋友了解世宗。百度百科中对于世宗的阐述虽然比以前详细了许多，但对于世宗所做的大部分改革仍然没有提及，对世宗的贡献介绍也不够充分。

百度百科对18世纪伟大实学者茶山丁若镛的介绍更是严重缺失，其中关于茶山对文化史的贡献介绍非常简略。这说明，对于和王阳明、朱熹齐名的茶山，韩国人向中国人介绍其事迹的努力非常欠缺。

若想在东亚确立韩国未来的文化与政治地位，将会经历一场非常艰苦的斗争。左右韩国影响力的决定性因素不是“韩国产智能手机售出了多少部”或者“有多少韩国男子团体在中国受欢迎”，而是源自韩国传统文化的透明性与责任性传统可以在多大程度成为韩国能够向全球，特别是向中国展示的普遍社会模式。

向中国人介绍韩国上世纪80年年代为确立民主政府而开展的斗争也非常重要。但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必然是韩国历史悠久的透明性传统以及对国王权威的明确限制。我们可以发现，韩国儒教对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善政作出了很大贡献。儒教传统不仅是韩国，可能也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韩国大概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可以在这一方面给中国造成影响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