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韩中出现矛盾，就会有一家中国报社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便是人民日报的姊妹报环球时报。该报社经常使用刺激中国国民感情的激烈言辞进行新闻报道，不仅无助于解决摩擦，反而经常导致事情恶化。关于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THAAD，萨德）系统的问题，该报甚至主张应对韩国的政治人、企业乃至星州郡一起进行制裁。那么，环球时报为什么如此狂放呢？其报道究竟能否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呢？

今年2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视察媒体，视察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等中国三大媒体。在视察人民日报社的时候，习近平指着陈列架上多份报纸中的一份说“我办公室里也有这份报纸”。当晚的电视新闻中拨出了这一场面，而习近平所指的那份报纸正是环球时报。

大概没有什么故事可以比这件事情更能代表环球时报在中国的地位。《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若想了解共产党的方针，即中国规划的发展道路，必需对人民日报的文章进行一一重点研读。但若想了解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就需要去看《环球时报》，而非《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专门报道国际新闻，但问题在于，它的报道总是口无遮拦，充满狂妄气息。

《韩妄图用黄海军演压中国》，这是2010年天安舰爆炸沉没事件发生后韩美策划举行联合演习当时，《环球时报》发布的头版头条新闻。当年延坪岛炮击事件导致韩半岛紧张高涨时，《环球时报》又发表了一篇标题为《韩国别把悬崖当足球场》的社论，其内容更具刺激性，充斥着“韩国又像是醉了”、“有必要换种方式触动韩国”等狂放的措辞。

事实确实如此。这次韩国政府宣布部署萨德的决定之后，环球时报也随即发布了威胁性质的报道，它建议中国政府采取五项措施，敦促政府“制裁积极鼓吹部署萨德导弹的韩国政界人士，限制他们进入中国，制裁他们的家族企业”，“ 制裁接纳萨德导弹部署的具体韩国行政郡，制裁与部署萨德导弹有联系的韩国企业和服务机构，中国不再与它们发生经济联系和其他交往，也不再接受它们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几天后星州郡被确定为萨德部署地点之后，该报社又主张“中国各地应中止与星州郡的各种往来，中国相关部门立即着手对庆尚北道星州郡的制裁措施研究”，并主张“解放军用导弹瞄准萨德系统”。报道措辞嚣张，内容几近威胁，这种风格在其他中国媒体中一般很难见到。当然，环球时报的狂妄并非只针对韩国一个国家，美国、日本、台湾乃至朝鲜，都经常受到环球时报的严厉抨击。

环球时报的报道缘何如此口无遮拦呢？大体来看，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追求商业性所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媒体同样被推入了无限竞争的市场，比起一味期待政府的援助，媒体不得不设法自己赚钱糊口。《环球时报》的诞生本身就与追求商业性密切相关。1993年初，环球时报以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文萃》的名义开始发表周刊新闻。

曾任环球时报总编辑的何崇元说，报社创刊主要有两大目的：一是“向中国读者介绍外国的各种先进经验”，二是“解决国际部记者们的福利问题”。人民日报拥有包括特派记者在内的大量国际部记者，但人民日报上的国际版页面有限。因此，环球文萃创刊伊始是为了刊载人民日报难以消化的国际新闻，并就相关报道支付稿费，解决记者们的生计问题。

不料此举却一炮打响。首先创刊时机很好。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要求更加大胆进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对国际新闻的需求急剧增加。此外，由于报纸主要刊载人民日报特派记者的稿件，报道质量也非常卓越。人民日报的记者一般需要经过100:1的激烈竞争才能入职，无论是写文章的功夫还是采访能力都非常优秀。

不过，环球时报的最大竞争力其实在于它几近处于垄断地位的国际新闻报道。由于无法承担巨额费用支出，其他中国媒体几乎没有在国外派驻记者，大多只能根据新华社发来的消息进行报道。相反，环球时报灵活利用派驻到世界各地的人民日报特派记者，可以更生动及时地报道当地消息。

由于市场反应良好，周刊从1997年改名为《环球时报》，并从2001年增加至一周两刊，2003年增加至一周三刊，2006年增至一周五刊，最终从2011年开始变成周一至周六每周发行六刊的日报。为了迎合市场读者的口味，报道内容完全以商业性为目的制作而成，这也是其报道内容中较多使用口语化狂妄措辞的原因所在。

环球时报口无遮拦的第二大原因与现任环球时报总编辑的胡锡进有着密切关系。环球时报最受关注的报道往往是社论。但环球时报原本并没有社论栏目，2009年4月英文版报纸创刊后，考虑到缺少社论的报社难以称之为真正的报社，环球时报才开始刊载社论。

那么社论由谁来撰写呢？一般报社由评论员负责撰写社论，但几乎环球时报的所有社论都出自胡锡进之手。一开始报社将社论交由评论员撰写后提交给胡锡进修改，但由于经常发生通篇社论整体受到删改的情况，胡锡进开始亲自执笔撰写，并为此成立了工作小组，由几个人负责搜集社论资料，胡锡进以此为基础口述社论内容，最终由另外负责整理社论内容的人员在与胡锡进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整理编纂出最终文稿。

根据胡锡进的说法，有必要发表社论的时候就是中国需要针对国际上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发出自己声音的时候。这种时候如果不大声疾呼，中国的利益就会受到侵害。问题在于，撰写社论的胡锡进属于中国代表性的鹰派人物，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1960年出生的他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在1989年取得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文学硕士学位后进入人民日报国际部工作。

他曾从1993年开始对南斯拉夫内战进行为期三年的报道，并曾在2003年前往伊拉克战争前线进行战争报道，常年奔波在弥漫着硝烟味儿的战斗现场。可能正是因为如此，他的文章总是充满激进与好战色彩，而他始终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主张媒体不是外交部或者政府，称自己只是按照媒体的方式在维护国家利益。对于这样的胡锡进，外界褒贬不一，甚至有人将他列为中国“四大恶人”或“十大恶人”等等。 这样一个人物撰写的社论自然十分粗糙。

对于韩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弄清楚《环球时报》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媒体经常被称为“党的喉舌”，即共产党立场的代言人，负责向人民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并接受党的严格管束。《环球时报》作为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一家媒体，将其报道内容视为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也无可厚非。但这样做也未免有些牵强。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正式发表官方立场的渠道还是《人民日报》。据说胡锡进在撰写社论时也没有与上级进行过商议。现在不同于过去，中国已经营造起一个可以自由批判外国的媒体环境。中国外交部数年前也曾向韩国方面传达过相似立场。但我们也不能完全把《环球时报》视为一份纯粹的商业报纸。胡锡进撰写社论时即便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也必定与上级存在一定程度的交感。特别是，习近平2月份的做法就明确指出了环球时报的重要性。

虽然环球时报不是中国对外传达官方立场的一个渠道，但它至少是中国对外表达不悦心情的一个发泄口。环球时报每天发行200万份，主要读者大多是白领阶层等知识分子，它的网站“环球网”每天访问量更是高达1000万人次，其内容对中国高层政治领导人发挥的影响作用尤其不可忽视。在元老退出政坛的中国政治界，党内派别斗争正朝着容易获得一般舆论支持的方向展开。因此，对于在舆论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的环球时报中“打压韩国”的报道，我们不能简单将其视为一介商业报社的煽情报道而一笑置之。

对于韩国来说，有必要对环球时报的报道采取积极措施。韩国应设法帮助其充分理解韩国，如果发现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报道，还需要强烈要求其改正错误。此外，政府还需要强化针对中国的公共外交，使这种针对韩国的恶意报道可以在市场上受到人们的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