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韩国外交对中俄两国的应对来看，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之前对问题处理的方式不得不让人叹息。因为这助长了中俄两国的反对。
比起朝鲜的导弹威胁，韩国的防御不足是累积多年的问题。这种情况下，正常的应对应该是针对不足部分制定对策、收集国民舆论，展开必要的外交。但韩国政府并未做到这点。
从十多年前问题首次出现时开始，争论不是围绕着韩国的安保，而是围绕着是否编入美国的导弹防御(MD)系统展开的。这成为保守派和改革派的争论焦点，因此政治圈、韩军和官员全都忌讳这一问题。即使知道下层防御有些不足，但韩国政府还是只推出成功与否尚不确定的韩国型防御系统开发计划，想要蒙混过关。
之后，驻韩美军向韩军提出了问题。韩军也表示同感，但因为具有政治敏感性，所以有些犹豫。于是看不下去的美军打算自行部署。这就是柯蒂斯·斯卡帕罗蒂（Curtis Scaparrotti）司令官2014年提到美军部署萨德问题的背景。
他的发言产生争议后，韩方致力于遮掩问题。柯蒂斯·斯卡帕罗蒂司令官表示，虽未与韩国正式进行协商，但因为需要部署萨德，所以向韩国提出建议，但韩方抓住未进行正式协议的话抵赖称“从未进行过协议”。这在此后进化成没有美方要求、没有协议、没有决定的“3No”的奇怪口号，最终成为了韩国对中层防御的立场。实际上斯卡帕罗蒂的话中另有深意，即韩美双方已进行秘密协议并达成共识，因此才建议部署萨德。
“3No”是让各方安心的安全地带。这成为韩国疏忽本应认真进行的国民讨论和对中俄两国外交的托词。如果说韩国将中层防御作为重要安保议题来主导国民议论并与美中俄三国进行协议，那么中俄两国将会把该问题视为韩国的安保议题。
但韩国数年间一直以“3No”进行应对后，中俄两国就更觉得萨德与韩国安保无关，认为萨德是美国的战略项目，韩国是因为美国施压而苦恼。中俄两国还怀疑韩国总有一天会同意。因此，中俄两国专门针对韩国施压，让韩国作为独立国家做出明智的判断。
现在事情朝着怀疑的方向发展，中俄两国认为听从美国决定的韩国应该承担后果。那么，韩国之前为何要这样应对呢？因为这是韩国社会特有的外交安保谈论结构。如果根据不同的政派和理念，谈论产生分裂和分歧，那么对民粹主义敏感的政治势力将会意识到这一问题，官员做起事来也将会畏首畏尾。这是陷入了想要回避所有敏感问题并以宣传性口号进行掩盖的诱惑中。
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做呢？看起来韩国不可避免地要承担后果。即使如此，如果想要解决问题并减少后果，韩国政府要明确表示该问题事关韩国的安保利害并积极进行行动。韩国政府从此不要再使用“3No”思维方式，要放弃官僚消极主义。韩国政府也不要以萨德是美军武器为由站在美国背后，要积极进行应对和交涉。
韩国政府只有确立新观点，才能明确应对他国无理的主张。例如，韩国要主张中国不能为本国的安保而牺牲他国的安保。这是针对美国所说的话，但此话也可以成为韩国的立场。因为韩国尚未对朝鲜的导弹威胁做好充分应对，不能让韩国牺牲生死攸关的安保。
第二，韩国社会的萨德谈论要始于赞成方和反对方都一起考虑安保问题。保守、进步、亲美和亲华都不能成为出发点。比起安保先担心中俄两国会进行报复的论调也是本末倒置。那么，中俄两国将会瞄准韩国国内舆论分裂施加压力。笔者在此希望政治圈、媒体和市民社会团体要留意这一点。
第三，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大家要考虑如何将韩国外交从政治民粹主义和官员回避主义的陷阱中解救出来。只要出现难题就推出宣传性口号并回避采取措施，这就是韩国政府的惯行。在乌拉圭回合大米协商时，韩国政府只是反复表示“不能开放”，最终导致协商泡汤，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而，现在这种状况并未发生改变。这是因为对民粹主义敏感的政治权力和经常采取回避措施的官员很容易携手。
韩国政府要改变这种“卡特尔（cartel）”。只有这样，韩国外交才不会被宣传和媒体操作埋没，而是朝着政策和战略的方向发展。此外，政治势力也要注意这一问题。如果此次事态能成为改变韩国痼疾的契机，那么也算是在叹息中得到一丝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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