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学者的评价非常冷静。他评价称，美国的创新力量已减到一半，剩下的只有硅谷。而相反，他对中国则评价称“唯一一个可继续创新的国家”，给出了很高的评价。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评价者是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上月24日，笔者在举行博鳌论坛的中国海南岛对他进行了采访，这位老学者表示中国的创新能力超过加拿大和英国上升至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当笔者问他中国是否能超越美国时，他回答称“这要看美国怎么做”。

中国真正让人可怕的是将创新作为国家运营的系统。中国的两会是讨论国家重大项目、制定法律和决定预算的最大的政治活动。但在上月举行的2016年两会上，出席会议的企业领导们积极发声，行使了影响力。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百度”创始人兼总裁李彦宏敦促早日健全无人汽车相关法律。去年两会强调称，中国政府要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准备大脑项目。

“小米”创始人兼总裁雷军主张要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制度环境。腾讯创始人马化腾总裁强调了分享型经济的重要性。他还正在运营中国最大的车辆共享企业“滴滴快的”。这算是财阀总裁到国会上建议制定与自己事业相关的政策。如果在韩国，这根本无法想象，然而却在中国政治中发生了。

2015年，中国百大富豪中有36人参加了两会，其中15人是全国人大代表，另外21人是政协委员。甚至有人怀疑这真的是以劳动者和农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吗。美国《华尔街日报》2012年12月在题为《中国巨富，席卷共产党》的新闻中报道称，“曾象征着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已成为过去式，现在不断涌现出亿万富翁共产党党务工作者”。

这种开天辟地的出发点是江泽民2000年3月发布的“三个代表”。这是一个具有冲击性的理论。该理论主张称，共产党不仅要代表劳动者和农民的利益，还要代表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根本利益。这反应了要将资本家吸收进党内、提高生产力，全体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才能实现安定的小康社会的国家运营哲学。进步派强烈反对称“共产党已变成为富人、贵族和权力层服务的政党”，但无济于事。接受创新的国家运营系统就这样建成了。现在距离当时已过去了16年，最终我们所认识的软弱可欺的中国正在逐渐消失。

从1840年经历鸦片战争，一直到1976年摆脱十年文革的极左狂热动乱为止，中国沦为了“纸老虎”。在中国沉寂的时候，韩国获得美国强力的安保支援并获得日本的尖端技术转让，高速发展。1992年韩中两国建交是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将发展迅猛的韩国选为合作伙伴的结果。但随着中国这头“东亚睡狮”从梦中醒来发出一声咆哮，两国的境况正在发生大逆转。

在当今韩国，期待政府和官员创新是非常愚蠢的事。在创业第一、二代退出的民间企业也看不见凯恩斯在“一般理论”中提出的“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一位财阀总裁叹息道，“我们公司全体员工都讨厌改变。总经理和高管也暗自在想公司只要在自己在位时不倒闭就行”。果不其然，当笔者让费尔普斯教授对韩国的创新力量进行评价时，他表示“感觉韩国仅有少数企业在进行创新”。

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辛辣讽刺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处于半殖民地状态的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小说《阿Q正传》的故事。阿Q是一个遇强变弱、遇弱则变强，具有奴隶根性的机会主义者的典型形象。无论遇到什么失败和侮辱都会通过自我合理化将其转为胜利的“精神胜利法”就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精神胜利法的主要方式是，当阿Q被别人打时，他会自我安慰道“儿子打老子…”，由此从心理上获得优势。笔者看到，现在中国的痼疾“阿Q”的残余以及陶醉在大国自尊心的时代错误正消失在海南岛巨浪滔天的南海水平线上。

现在韩国距离国会选举还有一周。在大转变时代找不到代表自己、守护自己利益的政治势力的韩国国民正在彷徨。中国共产党打破禁忌甚至接受打倒的对象——资本家,已然摆脱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反而是现在的韩国,还沉浸在阿Q的“精神胜利法”中不能清醒。因此，韩国现在正停留在拒绝各方势力推出的创新和成就的动力的“排挤政治”上。在绝望转变成为愤怒之前，韩国要摆脱这种致命的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