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处弥漫的中国经济危机论调中萎缩不振，是最近韩国经济的现状。人民币汇率忽上忽下，中国二月份出口同比暴降25%，中国广东省地方政府为消化在库住宅而不得不向香港和澳门资本伸手求援的消息不断见诸报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时，韩国经济之所以能相对快速地克服危机，主要得益于中国这个“安全板”，现在人们普遍担心中国安全板行将消失，因此深感不安。如果中国因为担心美国在韩半岛部署萨德（THAAD，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而拿韩国的阿喀琉斯之踵——韩中经济关系“开刀”，可能会采取各种措施使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黯然失色。

从3月3日起在北京举行的两会是一窥习近平时代经济政策的一大机会。

3月5日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进行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大部分内容都在谈论经济问题。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国将未来五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平均6.5~7%的“中高速增长”，涉及了推进城市化进程、对产业结构与国有企业进行供应侧改革、发展一带一路与地区经济、进行金融制度改革以及改善法制、民生福利和环境问题等方案，几乎网罗了所有领域。虽然乍一看这份报告似乎描绘了一个扎实稳健的中国经济蓝图，但中国股市的反应仍非常冷漠。因为中国没有拿出一记重拳，只是罗列了市场已经厌倦了的常规政策。

不过，虽然中国将经济增长目标下调为中高速增长，却也大可不必对中国通货紧缩或经济泡沫抱有近乎恐惧的担忧。事实上，2月份年中国出口成绩不佳，主要受制于接近两周时间的春节季节性因素和世界经济恢复迟缓的环境。以上世纪90年代呈现出爆炸性增长的金融资本为基础，跨国企业纷纷搭建起供应链条，将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这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世界范围供应过剩的一大背景。世界消费的饱和现象和信息技术革命（IT）导致工作岗位增速放缓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原因，问题并非出自中国本身。

问题在于，中国是否能够快速适应这种变化。习近平经济在这方面表现得较为脆弱。邓小平时代推出的改革政策不久即将迎来四十“不惑之年”，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却依然重复着“全面深化改革”模糊口号。最近中国强调的供应侧改革实质上也只是换汤不换药利用行政手段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一种说辞，而没有真正对被指为中国经济最大弊端的国有企业垄断结构作出调整。反而通过高铁生产企业及核能与战略企业的整合，强化了国有企业垄断结构。

中国经济若想实现持续的增长与发展，必须首先实现居民与企业、中央与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等微观领域的先进化。中国政府依然想要按照一个固定的模式经营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的多样化国家，梦想打造一个有条不紊的“习近平帝国”。未来五年中国依然将按照最低增速6.5%的既定目标，做出一系列“削足适履”的政策行为。虽然中国此举的副作用显而易见，但中国的经济增长至上主义和政府主导扩大投资的做法，对韩国经济来说反而是一大机遇。中国经济虽仍然存在“质量”问题，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将中国视为世界经济下行的震源地。

对中国“泡沫”崩溃的不安或者对中国经济结构的“担忧”是韩国看待中国经济的主要视角。作为生活在狭小韩半岛南方地区的韩国人来说，这种认识不可避免存在很大局限性。现在的中国已经走出依靠跨国企业供应链实现高度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正逐渐巩固自身的经济体质。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很难凭借简单几个宏观经济指标就对中国各地区和产业的经济动向作出判断。站在韩国经济和企业的立场来看，目前中国的各个地区都在专注制定自己的经济政策与发展战略，而且各级政府可以在地方经济政策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样的中国反而为韩国企业提供了可以轻松进军当地的广阔空间。只要掌握正确的方式，中国依然可以成为带动韩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宝库。不过，为更好适应中国过渡时期的特点，个人、企业和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不同层面的微观战略。

制定符合中国情况的微观战略时，需要首先放弃将中国视为廉价劳动力生产基地的以往视角。在未来中国进行中西部大开发和培育战略产业的过程中，中国各地区经济之间利益矛盾和竞争关系可以为韩国企业提供肥沃的土壤，便于韩国企业与中国地区经济结成伙伴关系。由于韩国企业拥有可以满足中国内需市场需求的“优质且不甚昂贵”生产技术，从而可以将其与中国内陆无数追求现代化的优秀中小企业结合起来组成“梦之队”共同发展。政府层面应加强对华外交的力量，妥善应对中国如同洋葱般层层叠叠的有形或无形制度壁垒，应付好中国为实现政治目的而对韩中经济“开刀”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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