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1月12日下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造访青瓦台，与韩国总统卢泰愚进行了面谈。第二天又在新罗酒店1431号房间与当时韩国的实权人物、体育青少年部部长朴哲彦进行了两小时面谈。当时对于韩国来说，中国是曾在韩国战争中与朝鲜联手与韩国进行过流血战争的敌对国家，是韩国尚未建交的国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这个谜题的答案就在于外交力量。

  钱其琛当时为出席第三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造访首尔，而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实现，完全是韩国的努力所致。1989年6.4动乱后备受孤立的中国为寻找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急需加入APEC，但中国希望排除当时处于敌对关系的台湾，独自加入APEC，而其他成员国支持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三者同时加入。作为负责解决这一难题的下届会议主席国，韩国经过8个月的穿梭外交，最终制定出一个三方均可接受的方案，成功使三者同时加入APEC。对于没有任何多边外交经验的韩国来说，这是一次大的成功，也成为了推动韩中建交的基石。

  朝鲜第四轮核试验之后，韩国的盟国美国和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同时露出了本来面目。强有力的制裁已经逐渐不了了之，据说四年后朝鲜将会拥有100个以上核武器。在抱怨强国的做法之前，我们首先要反省自己是否作出了最大努力。看到现在韩国一味依赖盟国和“事大主义”而无法堂堂正正提出己方观点的现况，忍不住令人想起了四分之一世纪前韩国展开北方政策时的雄壮场面。当时之所以能够说服中国，就是因为我们抱有摆脱支配韩半岛的冷战体系诅咒，自己掌握命运的决心。

  卢泰愚在执政第一年的1988年7月7日发表了六项“民族自尊与统一繁荣特别宣言”，宣布“为了韩半岛的持续和平，韩国有意协助朝鲜改善与美国、日本等韩国友邦的关系，并将推动改善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那么，对于有意展翅飞往更加宽广世界的同盟国韩国，美国是否表现出了不信任的态度呢？情况恰好相反，1990年6月5日卢泰愚总统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举行首次韩苏首脑会谈的地点正是位于美国旧金山的费尔蒙特酒店，说明美国对韩国的北方政策非常信任。

  在卢泰愚政府的五年任期期间，韩国成功与共产主义国家的盟主苏联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以匈牙利为起点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阿拉伯世界的阿尔及利亚、亚洲的蒙古和越南等几乎所有未建交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外，韩国还在这一期间成功举行了韩朝分裂后第一次总理会谈、签订了韩朝基本协议和韩半岛无核化宣言，并制订了第一个统一方案，成为了全世界停止冷战潮流的先驱。

  北方政策的根基非常深厚。全斗焕政府时期的1983年6月29日，外务部部长李范锡在纪念6.23宣言十周年的特别演讲中首次使用“北方政策”这一说法。但早在1973年朴正熙总统发表支持一年前韩朝7.4共同声明的6.23宣言时就曾表示“大韩民国将向所有国家开房门户，同时将推动那些理念和体制与韩国不同的国家也向韩国打开大门”。也就是说，与冷战相对立的北方政策是朴正熙的决心经过全斗焕时代的酝酿后，最终在卢泰愚政府时期得到了实现。

  现在的韩国在美中利害分歧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失去重心，一不小心就会演变成韩美日对朝中俄的新冷战局势。在与朝鲜保持对立的情况下针对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苏联和中国展开摆脱冷战体系的大手笔外交的气势在韩国消失已久。蒙古、新加坡、芬兰也是和韩国一样生存在大国夹缝中的国家，他们都在用尽一切努力避免自己偏向任何一方。蒙古在展开中苏平衡外交的过程中，借上世纪90年代中苏两国放松警惕的空档，选择美国和西方国家作自己的第三邻国。看到蒙古与美国、欧盟（EU）、日本、韩国改善关系，心有不安的俄罗斯还在2003年免除了蒙古98%的债务。

  一味察看大国脸色的“事大主义”并不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历史上，“事大主义”这个说法最先出现于《孟子》梁惠王下篇的第三章中，而且出现在“事小”的概念之后。这篇文章谈到“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早在2300年前的人就明白不能随意对待弱者的道理。即使是力量弱小的国家，只要保守自己的尊严，堂堂正正表达自己的主张，就不会遭到无视，得以生存下来。切莫忘记事大主义之前还有一个“事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