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去喝杯茶吧。”

韩中日三国领导人会议源于金大中总统（以下均为当时的职务）的一句话。当时正值1999年11月28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3（韩中日）首脑会谈”。当时的金总统对日本首相小渊惠三、中国总理朱镕基提议举行早餐会晤。韩中日领导人单独首次会面的这一早餐会晤便为三国领导人会议的举行播下了种子。

这颗种子生根发芽，使得三国领导人下月1日将再次聚首首尔。三国领导人会议正式始于2008年，虽然决定每年都举行，但出现了三年半的空白期，所以这次会议是第六次会议。这是因为2012年9日日本推行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国有化措施、12月安倍晋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导致三国关系急剧恶化，领导人会议由此中断。在好不容易成行的“东北亚最大的会议”召开之际，本报为读者整理一下三国领导人会议的过去、现在和背后的故事。

三国合作的萌芽源自于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成为了一直推行独立路线的中国开始关注多边外交的契机。另外，认为韩中日三国应该共同应对的意识也增强了。1997年正好是东盟成立30周年，为纪念这一特别的日子，主席国马来西亚邀请了韩中日领导人出席。这是三国作为一个整体出席国际会议的最初机制，也是一直延续至今的“东盟+3首脑会谈”的开端。

其实对于三国领导人会晤的最早提议出现在1998年，由小渊惠三首相提出。金大中总统虽然表示同意，但当时的中日关系并不顺畅，所以朱镕基总理并未同意，领导人会议最终未能成行。1999年，小渊惠三首相决定再次提议，但是如果由日本主导，担心中国会再次拒绝，所以小渊惠三首相拜托金大中总统，希望由他代为提议。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金总统向中方表明了意愿，并得到了中方的同意，三国会同由此开始正式推进。最终，当年11月28日在马尼拉看到了胜利的果实。近一个小时的马尼拉早餐会上，三国领导人以经济热点问题而非政治问题为中心交换了意见。听说中国比较敏感的台湾问题和朝鲜问题只字未提。

三国领导人2000年11月在新加坡再次会面了，仍然是以东盟+3首脑会谈为契机推进的早餐会晤。会上，金总统表示“今后每每举行东盟+3首脑会谈，我们三国领导人一定要会面”，提议将会面定期化。中日领导人也表示同意，还表示“下次会面由日本邀请的方式进行”。

会上决定了至今还在使用的三国领导人会议主席国的顺序。1999年金总统提议马尼拉早餐会晤后，按照韩、日、中的顺序轮流主办早餐会晤的传统一下延续至今。

这次三国领导人会议的正式名称为“韩日中领导人会议”也是因为这个顺序。韩国外交部官员解释说“按照主办国顺序排列，排第一的是主席国，排第二的是下届主席国，所以这次的会议名称定为了‘韩日中领导人会议’，明年会议的正式名称为‘日中韩领导人会议’”。

三国领导人会议一直在不断深化。外交部长也决定单独会面（2001年11月在文莱）。从早餐会晤到正式会谈，规格也得到了提升（2002年11月在柬埔寨金边）。2003年10月，通过了明确三国合作的首个联合宣言。

但是，三国合作很快触礁了。这是因为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郞参拜靖国神社等，韩中两国对日本的右倾化行为极为反感。2005年12月初中国外交部表示，推迟原计划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以东盟+3首脑会谈为契机召开的韩中日领导人会议。这也是和韩国事前协商的结果。

随着2006年小泉内阁下台，三国合作再次步入了正轨。2007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东盟+3首脑会谈当时，卢武铉总统、中国总理温家宝和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达成一致意见，决定韩中日三国领导人会议在三国国内单独举行，而不用借助于东盟+3首脑会谈。由此，2008年12月首次摆脱了东盟的框架，单独举行了会议。当时，三国领导人会议在日本福冈成功举行。这次会议被认为是正式举行的首届会议，因为这是在并非东南亚的其它地区举行的首次会议。

中方派遣党内排名第二的总理，而非党内排名第一的国家主席出席这一会议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一直以来，中国都是由总理出席东盟+3首脑会谈。这是根据1997年邓小平总理去世后要防止权力集中的宗旨而决定的。之后，国家主席负责国防和外交、总理负责经济和内政。外交界的消息灵通人士解释说“现在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手握大权，但在多国聚首的会议上主要讨论经济热点问题，所以总理作为最高领导人出席”，“这一层关系也反映在了韩中日领导人会议上”。

早餐会晤上开始萌芽的三国合作16年后已经具备了牢固的框架。除了领导人会议外，19个部长级会议、50多个实务工作会议、100多个合作项目等正在进行中。曾担任首届韩中日合作事务局(TCS)事务总长的国立外交院外交安保研究所所长申凤吉表示“随着这次三国领导人会议时隔三年半再次举行，其间因过去历史问题等而停滞的各种协议体也将重启，积极开展各类活动”，“这次的三国领导人会议上若能对成立三国合作基金(TCF•Trilateral Cooperation Fund)也达成协议，那么三国合作将确保更大的弹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