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批判这是朝鲜挑衅后一味谈判并给予好处的恶性循环，也有人愤慨地表示这次应切实给朝鲜点颜色看看，但即使那样，又能如何呢？打击挑衅远点并用武力示威予以惩戒，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最重要的问题是保证国民安全。朝鲜作为一个危险因素，是我们需要管理控制的对象。越是危险的集团，越是不能放任不管。无论制裁还是对话，甚至是武力示威，任何手段都应控制在韩国能最大程度发挥影响力的范围之内。
这次的协议令人不禁想起1·21青瓦台袭击事件。1968年朝鲜31名特战队员被派往韩国，大部分被击毙。他们的目标是已故前总统朴正熙。金日成对1972年5月访问平壤的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厚洛说“我对此事也不知情，是我国内部左倾冒进分子干的事情”，进行了道歉，韩朝从而第一次达成协议文件“7·4共同声明”。
从危机反转的角度来看，这两次情况如出一辙。金日成将责任推给属下，回避了自己的责任。在外交过程中，人们并不强迫给最高责任人造成屈辱。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实属无奈之举。一定要让对方“三跪九叩”才足够泄愤解气吗？这种结果只能通过战争获取。不过，即使在战争中获胜，为安抚战败国的民心，一般也会避免羞辱敌方将领。这便是国际政治。1990~1992年韩朝总理会谈和2000年韩朝首脑会谈时，笔者都曾到场跑新闻，并跟着前往了平壤。1991年末韩朝签署“韩朝基本协议”（关于韩朝和解、互不侵犯与交流合作的协议）和“韩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时，似乎所有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参加完首脑会谈回国的金大中总统甚至曾说“韩半岛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
然而，从天安舰被击沉没、延坪岛炮击、地雷挑衅等接连不断的状况来看，那天的记忆简直如同幻想版不切实际。韩朝发表“7·4共同声明”2年后，第一夫人陆英修女士便惨遭杀害；1992年发表“无核化共同宣言”以及1994年与美国达成“日内瓦协议”之后，朝鲜依然接连进行钚弹头和铀弹头试验，令人不禁怀疑协议对朝鲜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那么，施压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保守政权在任7年期间对朝政策的失败表明，施压也不是办法。如果终究无法解决问题，至少要先把问题管理在可控范围。
今年7月美国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两国1961年断交后时隔54年重新恢复国交。包括猪湾事件在内，美国中情局曾派无数特工潜入古巴展开暗杀，并竭力孤立古巴。不料这种暗杀却逼得古巴铤而走险，反令美国头疼不已。外部的压力经常会为独裁提供合理成分，政权的危机总是源自内部，而不是国外。
然而，这并不是最大的问题。韩国政府每次换届，对朝政策的基调就会发生变化。5年单届任期总统制度实施后，情况更是严重。即使来自同样的政党，也很少继承前任对朝政策。这也为朝鲜每过5年就会推翻承诺并将责任推给韩国的做法提供了口实。
每到选举时期，总统候选人就纷纷推出自己“独特的政策”，即使本质上并无区别，也要把名字患上一环，以示创新。上任后更是一心推翻前任政府的“重点事业”，想尽办法将其变成“自己的业绩”。舆论也只会根据“谁提出的意见”、“是否达成协议”等表面问题决定赞成还是反对，丝毫不关注政策内容。统一问题是需要数十年努力的长期事业，五年一换的政策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从这点来看，这次在野党的积极协助非常值得肯定。朝野一致谴责朝鲜挑衅并要求道歉，与天安舰爆炸沉没当时的情况相比，简直令人意外。然而，这样的合作虽然可以赢下眼前的小规模战斗，但是仅凭只关注“本届任期”的政策结构，很难保证赢下这场长期战争，必须严肃考虑制定一个可以推动超党派合作的长期构想方案，还应保护一批专家，使其可以不因政权换届而改变，始终一贯地负责对朝谈判。
韩朝关系需要首脑做出决断。这次参加会谈的虽然只是双边的第二把手，但实际的操纵者依然是两国首脑。两国首脑分别坐在首尔和平壤，通过监控设备实时指挥谈判进程。若想做出大手笔外交决定，两国首脑直接见面谈判是一条捷径。希望双边在举行政府间会谈之后，也能顺利举行首脑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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