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晋三首相上周以日本首相身份首次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举行演讲，您对演讲内容有何评价？
“我认为，演讲中没有谈到慰安妇等历史问题，是个重大的错误。继承历届日本政府的道歉立场，不进行任何修订，不仅是正确的做法，而且符合日本的利益。因为历史问题遭到周围国家的排斥，对日本自己也不是好事。”
-您是否同意安倍首相错过了与周围国家和解的绝好机会？
“这次是不是唯一的机会，我不太清楚。不过我认为，未来日本应该还有对历史问题做出明确道歉，从而与韩国和中国实现和解的机会。”
-就新防卫指南达成协议后，美日之间的军事合作得到了大幅强化，您是否认为美日军事一体化有助于东北亚的和平与安全？
“中国的崛起虽然不一定是一种威胁，但未来长时间内必然会对该地区形成巨大挑战，这一点毋庸置疑。2008年之后，中国不断在该地区表现出明确的领土野心。如果利害一致的国家不能联合行动，中国就会一直朝向这个方向发展。但我不是说集体封锁中国，是说我们应该让中国知道，如果再做出在东中国海单方宣布防空识别区之类的攻击性举动，会遭到相关国家的一致声讨。”
-您是否认为奥巴马的“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是一个正确的政策？
“考虑到美国需要对亚洲表现出持续的关注，我认为再平衡是一个正确的政策。但奥巴马至今也未能成功推进再平衡政策。虽然早在第一届任期就确定了这一政策，但之后将其搁置了相当一段时间，现在想要重新推进，但能够留下的也只有TPP（环太平洋经济伙伴协议）了，就连这个还不一定能够通过美国和日本议会的批准。亚洲再平衡现在还只是个空壳政策。”
-美国推进的韩美日三角同盟正因为韩日之间围绕历史问题的矛盾发生动摇，是否需要美国更为积极地做出仲裁努力？
“美国对日本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时，美国曾公开批判安倍，但此举反而导致日本右翼阵营出现了反美情绪，美国的影响力是否足以让日本改变行动，还是个疑问。”
- 韩国夹在最大的盟国美国和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之间，这种局面是好的呢，还是一种诅咒呢？
“这个问题很难说，拥有强大的同盟国当然很重要，但一个强大的贸易伙伴也很重要。这个问题主要取决于亚洲是否能够保持开放的地区秩序。我认为，能否积极创建可以良好维护国家间相互关系的结构，直接决定韩国的这一地位是福是祸。”
-韩国、澳大利亚、英国等美国的同盟国不顾美国反对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AIIB），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世界金融秩序的控制力正在减弱？
“我认为，亚投行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说明金融领域正在发生力量转移。美国原本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基金（IMF），将中国禁锢在现在的金融秩序框架中，持续发挥影响力，但美国议会没有批准IMF改革方案，这是美国的失误。美国政府没能意识到中国创建亚投行已经是不可阻挡的事实，才会将事情变得更为复杂。美国有必要重新全面考虑对亚投行的立场，控制损失。我认为，以成员国身份参与亚投行，从内部发挥影响力左右银行的发展方向才是明智之选。”
-您认为奥巴马是否会为了增加自己最后的外交业绩而将目光转向朝鲜问题？
“在朝鲜问题上，任何选项都没有希望。军事选择没有可能，制裁无法获得成效，谈判也行不通，估计奥巴马卸任前不会将朝鲜问题搬出台面。”
-您如何看待奥巴马在朝鲜核问题上的战略忍耐政策？是在有意忽视朝鲜问题吗？
“朝鲜核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法其实是政权更替，但又不可能通过外部力量施压朝鲜更换政权，只能观察朝鲜内部发生的变化，耐心等待。美国的战略忍耐政策应该就是基于这一判断。”
-不同于您的预测，自由民主主义正在遭遇危机，您认为是哪里出了问题？
“《历史的终结》中我并不是预测所有国家最终都会选择自由民主主义，而是我针对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终点是共产主义的预测，提出了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才是历史发展终点的观点。现在我依然这么认为。在45年前的1970年，全世界只有35个自由民主主义国家，现在已经有110~115个国家选择自由民主主义。历史的大趋势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当然最近几年，特别是去年，发生了很多不吉利的征兆。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嚣张跋扈、伊斯兰国（IS）的登场、阿拉伯国家的混乱等等，令很多期待民主主义发展的人倍感失望。但现在我们还无法断言这些情况究竟是历史的倒退还是像股市暴跌一样，只是一时现象。不过我相信，长远的趋势依然是积极肯定的。”
-您如何看待重视能力主义和一党专制的中国式统治体制？
“中国式统治体制在1978年以后发挥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作用，但同时也凸显出了很多问题，随着时间流逝，这些问题将日益明显。中国式增长模式已经遭遇瓶颈。由于没有扩大法制和个人的自由，中国能否继续保持增长所需要的动力，还是个未知数。另外，中国也无法保证共产党能够像过去数十年一样继续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些都是因为中国从根本上缺少牵制和均衡的机制。”
-您在最新的著作中提出丹麦是最理想的统治模式，为什么是丹麦呢？
“因为丹麦是腐败问题最少的国家。从政治发展的层面看，腐败问题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比起能够消除腐败问题的体制，实现程序式的自由民主主义体制要简单得多。因此说丹麦的统治模式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典范。”
-您如何看待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
“德国在欧洲吃得开，主要得益于其劳动市场改革。德国利用民主的方法将劳动市场改革得更富弹性，与劳动市场严重僵化的法国和意大利形成了鲜明对比。德国能够实现痛苦的经济改革，是因为有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这个后盾。”
-您20年前在《信任》一书中强调的就是信任，对吗？
“那本书中说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不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这本书旨在强调创造互不认识的人也能放心一起工作的互信环境的重要性，在这个方面，我认为还是美国最有优势。”
-现在您仍然认为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是唯一的选择吗？
“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是唯一像样点的可代替模式，但我认为，其他国家很难选择这样的中国式体制。谁能容忍一个政党连续统治国家数十年时间呢？应该也没有人愿意选择伊朗或沙特阿拉伯之类的体制。因此，除了自由民主主义，依然很难找到其他选择。”
-有观点认为，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是政治和经济的两极化，您是否同意？
“同意。极端对立的两党体制导致领导层无法迅速对国家难题做出决策，这是美国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从枪支管理到移民改革，所有问题都是如此。”
-正如我们在美国茶党运动和欧洲极右派运动中看到的一样，右派平民主义的势力正日渐扩张。相比之下，仅局限于一时现象的“占领华尔街”示威等左派大众运动却萎靡不振。您认为两者的差异从何而来？
“一是因为全球范围内的左派一直将关注点集中在经济不平等问题上，左派长期将关注点聚焦在财富再分配问题上，并以此作为左派的身份特征。但随着两性平等、同性婚姻、人种歧视、环境等问题的出现，情况日益复杂，左派运动的关注点逐渐分散到这些方面，导致传统的支持基础出现了动摇。而是因为左派未能针对社会变革问题拿出现实性应对方案。相比之下，右派则有能力通过各种智囊机构强化自己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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