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亚和平商讨的起点便是源自这个地区精英们的觉醒。现在东亚地区的精英们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惨烈,也没正经受到必须要阻止战争的教育。这是东亚危险且不必要的矛盾又加剧的背景之一。令人惋惜的是如今的亚洲,呈现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类似的状况。欧洲国家经历了两次帝国主义时代矛盾最大化的世界大战,目睹了数千万生命死亡的场景,在认识到核战争是多么可怕之后的1970年代,才开始为了防止战争发生而进行协商。
韩中日知识分子肩负责任,必须要主张新的安全模式,这一时期的到来已经无法再拖延了。必须要正式探讨具体的和平秩序构想和裁军方案。事实上已经有适合在东亚商讨和平的多方会谈体制。虽然六方会谈是处理朝鲜核问题的会议体制,曾经在9·19共同声明中实现过探索东亚和平可能性的协议。东盟地区安全论坛或安全合作会议也可以成为商讨韩中日三国和平问题的平台。
已经有人提出了和平进取方案。1995年John Endicott教授(又松大学校长)提出的“设定东北亚限制性核武器禁止区域配置方案”成为一个范例。非核地带论已经在南极非核地带条约、东南亚非核地带等生效,实现了8个非核地带的先例,以此为基础来看,这一方案还是很有效果的。为了让朝鲜积极参与协商,韩中日可以先不管朝鲜,首先将和平协议提为协商议题。
协商不仅局限核武器,有关缩减军费的系列协商也应一并进行。可以进行海军潜艇和坦克、战斗机、导弹防御等的商议。还需要监视军事训练的装备。此外关于无人飞机和机器人、3D打印机、网络战争等新技术,也要进行协商并在条约中有所体现。战区导弹防御应该要作为总括性武器条约的一部分来处理。如果如此大范围的裁军协商得以实现,东亚则将成为引领全世界的模范。

裁军与和平商议应当与应对气候变化商议并行。气候变化如今必须作为安全威胁来应对,且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将更加有效果,事实情况也是如此。有关气候变化的共同应对可以成为一种素材,在改变军队概念和作用的同时,从质量上改变东亚地区和平商议并使其得以提升。
有人可能会担心,这种划时代的安全政策转换,说不定会给国防带来不好的影响。然而对基础的安全革新和创造的转换,最终是对韩国有利的。虽然国防领域有关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整体上的创新任务革命,也有可能减轻不了预算。韩国如果可以主导这种转换,不仅可以在美国与中国、日本之间起到桥梁作用,可能成为军队革新的先驱者。如果说还可以尚且还存在的微弱的那么一点希望之火,那东亚就充分有可能成变身为主导和平和繁荣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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