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令世人瞩目。随着习近平主席最近在海南岛博鳌论坛上阐明为中国复兴打造陆海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构想，致力于2020年建成东亚经济共同体。此外，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也拥有包括韩国在内的亚洲、欧洲和中东等48个国家作为创立成员国加入，给美日两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带来全新的变革。

最近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北美亚洲学会年度总会上，随着中国复兴的美中两国关系的变化和“对冲（Hedging）”战略进行专家讨论。

“对冲”本来是意味着“围篱笆”的金融用语，是指为减少会随着现货价格变动发生的投资损失而实施危险分散战略。

同时也适用于最近亚洲和欧洲国家在美中两国之间将经济、政治和安保等国家利益极大化和将危险最小化的外交战略。国际政治状况不确定和涉及的利益越大，对冲的可能性就越高。对冲虽然不是最终解决方案，但是为应对不确定性的最好的也理性判断。

在此次讨论中讨论了关于对冲的七种类型。首先，有“搭乘(bandwagoning)”和“均衡(balancing)”的两极战略。搭乘是在地政学上依赖复兴的中国，“均衡”是抵消中国的过度影响力活动。在两个极端之间有五种对冲的类型。

而且，“有限搭乘(limited bandwagoning)”是有选择地依赖或与中国合作，“结合参与(binding engagement)”是与中国形成双边或多边互相结合的相互关系。而且，“经济实用主义(economic pragmatism)”是通过与中国直接进行经济合作，将利益极大化。而“拒绝支配(dominance denial)”是通过地区政治均衡，将服从中国的政治风险最小化。最终“间接均衡(indirect balancing)”并未明确瞄准中国，但通过军事同盟或增强军备将安全风险降到最低。这种相对类型随着对冲的强度分为对冲和弱对冲。

例如，澳大利亚正强化与全球超级强国美国的同盟关系，并采取牵制中国的强烈对冲战略。中国虽然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经济伙伴，但澳大利亚正通过强化与共享民主主义价值和文化的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政治、安保合作追求长期国家利益。

此外，印度也正在安保层面上强化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对中国在政治、军事上采取强对冲战略。印度与中国形成人口超过25亿人的“Chindia经济圈”，在战略上牵制中国和巴基斯坦。

东南亚国家虽然也正在扩大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但比起马来西亚的弱对冲，印尼和新加坡为对中国采取间接均衡，正采取相对较强的对冲战略。

此外，菲律宾和越南也在南中国海通过对中国领土扩张的强烈对冲来呼应美国的“再均衡”政策。日本也在东中国海与中国发生激烈的领土纠纷，通过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和引进集体自卫权来采取强对冲战略。

韩国是则要在东北亚在同盟国美国和战略伙伴的中国之间作出敏感选择的立场。

韩国与澳大利亚、印度和东盟国家一起加入中国主导的AIIB，是根据经济实用主义的选择。在考虑中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和韩国企业参与项目的可能性时，在“联美和中”的层面上，有助于韩国的经济国家利益。

但中国进一步在安全层面上正在追求韩国的“脱美联中”战略。从这一点上，韩中两国之间的看法就有很大差别。末段高空区域防御（THAAD，萨德）体系布署问题是要在韩美同盟和国家安保层面上进行处理的重要问题。

对于萨德问题，核心是为应对恶化的朝核与导弹威胁，韩国需要冷静地作出国家安全判断。萨德不是瞄准中国的攻击性武器，而是瞄准朝鲜的防御武器。中国一边继续向朝鲜提供粮食，一边反对朝鲜为防御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自救完善措施，前后矛盾。

但为消除中国的误会和反对，要从技术上对萨德雷达的方向和探测距离进行调整。韩国上次曾对中国单方宣布防空识别区予以强烈应对，从国家利益层面上进行“拒绝支配”的强对冲。韩国政府现在正围绕着萨德问题探索高难度解决方法，希望这可以给我们政府提供一些参考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