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如果举出中国经济的特征之一，自然是要首推“新常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个月末举办的博鳌论坛年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上表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不能只看增长率”，“中国将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更加坚定地深化改革开放”。在博鳌论坛之前召开的中国两会的全国人大上也是，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今年将增长率目标下调到7%，中国所有的经济政策都将按照此标准推进。

在这里，新常态是对美国出现的用词“New Normal”的中文直译。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后一直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率,但从2012年开始增长势头却停留在7%左右,而中国将这样的状态定位为 “新常态”,并将今后经济政策的焦点放在稳定维持新常态上。出于这一点，中国的“新常态”与意味着长期低增长的美国式“New Normal”异曲同工。但如果仔细观察低增长的水平和应对战略，中国的“新常态”与美国的“New Normal”明显不同。 　

“New Normal”一词是指IT(信息技术)泡沫破灭的2003年当时美国的经济状况，由风险投资人乔治·买纳米首次提出使用，在2008年发生从美国始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首席执行长埃里安（Mohamed El-erian）将经济状况指称为“New Normal”而广泛传播(《韩国经济报纸经济专用语词典》)。随着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政府、企业和家庭生计都积极减少负债，低增长、低收入和低收益率等“三低”现象成为新标准。如此一来，2013年年末，哈佛大学教授萨默斯（美国前财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论坛上表示“世界经济可能陷入低增长、低物价、低利率和低雇佣的结构性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将经济停滞在结构上长期化的状况称为“New Normal”，“New Normal”一词再次开始受到世人关注。 　

萨默斯所说的“New Normal”是以将低增长视为结构上无法避免的既成事实为前提，其中蕴含着人为的增长政策并非可取的意思。近似于有些被动和断念的“增长怀疑论”。萨默斯作为克服长期停滞的对策提出扩张财政政策，但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等人士否认长期停滞假设，指出不能实施永久扩张财政政策。最重要是，萨默斯的“New Normal”在美国这种发达国家使用可能没什么问题，但并不适用于像中国这样依然继续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和低开发国。如果让依然任重道远的发展中国家和低开发国认为低增长是新的正常状态，放弃增长政策，难道它们会乖乖听话吗？ 　

中国的“新常态”不是放弃增长，而是意味着转变为新的发展方式，从这一点上就与美国式“New Normal”所走的路不同。即，“新常态”指，虽然将增长率目标降低，但会将增长模式转为可持续增长。中国的新经济构想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AIIB)，是迎接“新常态”时代的中国雄心勃勃的未来增长战略。停止基于低工资的推进式出口的发展方式，在总揽亚洲地区大规模开发项目和建设连接海陆的新物流网络中寻找新发展动力。即，中国的“新常态”是指，虽然增长速度降低但将重点放在发展的质量和持续可能性上的新战略。最重要的是，虽说不再对两位数增长率抱有期望，但13亿人口未来持续保持每年7%的增长率依然是令人惊讶的发展战略。 　

最近美中两国间围绕着亚投行出现的矛盾可以被视为两国围绕着亚洲地区和世界经济主导权的霸权斗争，但也可能是对美国的“New Normal”和中国的“新常态”表现出对发展的认识和战略出现差异。世界各国（甚至连美国最亲近的同盟国）决定不顾美国的反对争相加入亚投行可能就是因为它们认为比起被动、断念的美国“New Normal”，有进取心并做出改变的中国“新常态”更符合本国的利益。美国要适应的“New Normal”也许不是萨默斯假设的低增长结构，而是世界各国共同参与中国主导的新增长方式的中国式“新常态”。 　

在美中两国之间煞费周折终于决定加入亚投行的韩国，从现在开始要新考虑的问题好像还有一个。韩国经济陷入长期停滞，是美国式的“New Normal”，还是中国的“新常态”，或者介于两者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