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已宣布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韩国其间在美中两国之间陷入两难。美国阻止韩国加入亚投行，而出口市场比美国大两倍的中国则劝韩国加入。其间，青瓦台表现出同时追求安保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动向。韩国决定加入亚投行就是这种苦思的结果。因以英国为首的美国主要同盟国决定加入，韩国的脚步变得轻松起来。此外，韩国也有可能会违背中国的意志，布署末段高空区域防御(THAAD，萨德)系统。朴槿惠政府成为驯服美中两国这种“鲸鱼”的响当当的“大虾”。也就是说，不能只这么看。

当然韩国在中美两国之间要持续保持适当的均衡。向亚投行和萨德都发出积极信号也是因为均衡。问题是韩国看起来似乎一直是在被动作出反应。而且看起来像是在要发挥领导能力时却在打算盘。韩国不要只是对强国做反应，而要在亚洲成为创立新规则和新规范的先导。在安全问题上选择美国，在经济上选择中国，这从几个方面来看都是错误而危险的选择。亚投行问题在核心上与“韩国拥护的国际经济规则会在东北亚国际经济上得到保持吗”的提问相关。韩国需要超越单纯加入亚投行的战略。

中国让韩国无法轻易作出选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春天曾提倡新亚洲安全体制，亚投行创立构想反映出了他的民族主义野心。由此，连为获得贷款而想要加入亚投行的越南等国甚至也怀疑中国的意图。亚投行对于是否会满足世界银行(WB)等国际金融机构要求的监管、透明性、环境和人权基准并未作出任何承诺。亚投行的主要目标是处理中国剩余资本。考虑到在中国经济中非关税壁垒正在逐渐增加的趋势，完全可以怀疑亚投行可能会成为北京重商主义的另一个工具。

有些同盟国“脱离”美国的同盟网选择加入亚投行，这似乎让奥巴马政府有些尴尬。但没有判断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政策(pivot to Asia)”在战略上失败的证据。之前在亚洲出现新的机构和制度时，华盛顿也曾数次表示反对，但总是在下一环节找回领导力。

　 20世纪80年代末，在东亚的制度构建(institution-building)过程中，美国不断落后并遭到排挤。此后美国1993年通过主导亚太经合组织(APEC)首脑会谈实现定期化恢复了主导权。美国在1997年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应对较晚，但通过韩美自由贸易协定(KORUS FTA)等在环太平洋经济自由化过程中确保了主导权。美国2005年一直犹豫着是否加入东亚峰会(EAS)。因为东亚峰会的目标不明确，而且可能会对亚太经合组织造成潜在威胁。 为了让奥巴马总统2010年可以参加会议，美国最终说服东盟让东亚峰会会议与亚太经合组织在相同场所和时间召开。

　 此外，亚投行也一样，并不是募集会员就完成了。如果奥巴马与议会合作在议会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华盛顿和首尔就将会在亚洲迎来发展经济规则的良机。

　 一方面，中国的亚投行项目会朝何方发展还不确定。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放缓，北京就更难在国内消化自己的国外野心。届时，跟世界银行或亚洲开发银行(ADB)进行合作似乎会更有魅力。

　 因为这所有的原因，加入亚投行并不意味着韩国任务完成。韩国要为亚投行成型作出贡献。首尔要发布自己期待的亚投行管理（governance）标准。而且要与其他主要供给国或机构强化合作关系，在商讨亚投行的管理时，要对北京保持共同战线。韩国国会要对进驻亚投行的情况发表正规报告书。因为只有这样，韩国的纳税人才能理解正在发生什么事。

　 韩国要与像英国这样的供给国一起追求这种透明模式。发达国家打算将亚投行作为影响中国举动的手段，对于在亚投行的管理上发现的问题将不会视而不见。实际上，因为中国以前未曾做过像亚投行这样的项目，因此部分中国官员欢迎发达国家在技术上提供支援。北京和华盛顿尊重的韩国不要只是一味地被动应对，而要发挥领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