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不稳。10%左右的增长率下降到7%左右已有三年。据悉，就连7%也不稳定。有人担忧称，在影子金融等金融部门累积的危机可能会一下子爆发出来。

这种增长放缓和金融不稳的背后有中国政府。市场比起实体经济动向，对政府是否扶植经济更敏感。因为指标一旦恶化, 反而会出现股价上升的奇异现象。也就是说，政府手中掌握着钥匙。

现在习近平-李克强政府关系到政权的命运，正在进行两项大胆的转换。即决心所谓的“转换增长战略”和“要让市场决定资源分配”。

第一，所谓增长战略的转换，即，将出口和投资主导的超高度增长结构转换为民间消费等内需引领的稳定增长结构。其核心不在于临时刺激消费，而在于打造消费可以长期扩大的经济结构。

但如果消费想要对增长贡献更多，就要改变收入分配的结构自身。也就是说，比起负责投资的企业，负责消费的家庭收入要增加更多。为此，中国直接制定了“提高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家庭收入和工资收入所占比重”的目标，诱导这种分配结构的变化。而宣布将最低工资在过去四年间每年提高14%，或者将工资单位协商签约比率到2015年为止提高到整体的80%也是其中一环。

问题是这种生产费用增加会带来减退企业投资热情的副作用。占到中国投资三分之二的民间固定资本投资的增加率从2011年的30%左右下跌到今年1月~2月的21.5%。无法承担费用增加的企业转移到了东南亚。这种投资减少的结果是增长率从10%左右下降到7%左右，这算是增长率下降导致分配结构转换的代价和费用。

第二，在去年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让市场决定资源分配的决议。中国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已放开大部分商品价格，但价格并不是市场唯一的信号，竞争和风险也是动摇市场的重要属性，但其间中国一直用政治手段维系在竞争中被淘汰的企业，将金融部门的风险隐藏在国有银行系统中。

此次，中国重新强调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意义是将会使竞争和风险顺利发挥效用。实际上，中国甚至还公开被淘汰对象企业的名字，加紧过剩设备的结构调整。即，让在竞争中被淘汰的企业出去。并警告称，在金融部门中也是比起阻止影子金融商品或公司债的不履行债务，反而可能会出现更多的不履行债务。也就是说，政府将会放手，由企业自行承担风险。

但副作用也不小。在结构调整的寒风中，投资更加萎缩，影子金融的不稳正动摇着整个信用体系。出现几次信贷不畅事态，资金调度费用也增加，甚至出现了会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说法。

最近中国的增长放缓和金融不稳并不是由于中国推进长期转换的代价这一观点就可以简单整理的问题。政府退出并不容易，2014年中国经济的不稳也将会持续。

那么，增长率可能会继续下降吗？是的。今年3月在全国人大的政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了7.5%的增长目标，并附言称“增长最终是为了就业”。如果反过来看，这也传达出了只要保持就业，也不用非得执着于7%的增长率的这一信息。虽然两年间的增长率放缓，其间中国的就业状况良好，新就业反而增加。也就是说，现在还有容纳增长率继续放缓的空间。

但要继续关注持续的金融不稳，因为不知何时会触发金融恐慌。只是最近频发的债务不履行状况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这一点有必要予以关注。反过来说，中国究竟会不会允许国有企业不履行债务，是测试未来中国金融不稳的方向和中国政府的改革意志的试金石。

本来，容忍增长放缓和金融不稳的经济政策谁都不会喜欢。即使如此，中国政府还坚持转换战略和调整结构的原因是其可持续经济增长长期蓝图的一部分。这算是无法回避的选择。

实际上，政府要向市场提供的真正服务可能并不是解决眼前的遗留问题和障碍，而在于偶尔提出让市场乐于接受痛苦和不安的蓝图。在发展时期或金融危机时，韩国人也是对政府的承诺和蓝图予以同感，才报以勤俭节约的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