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韩日关系被四个套子套住了，那就是领土、日本的历史认识、随军慰安妇和日本殖民时期强制征用人夫受害者赔偿问题。现在是两国国民对对方的好感处于最恶劣的时期。去年日本对韩国的直接投资减少了40%，日本游客减少了23%。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致使两国很难确定韩日首脑会谈日程。自从1965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就未出现过这种全面冷冻期。两国关系恶化也可能是随着中国崛起带来的地区内部力学关系变化和韩日国力差别缩小而产生的结构性问题，但安倍晋三内阁倒行逆施的历史观责任也很大。不管原因何在，共享自由、民主主义和人权价值的两国在东亚的不确定性面前全都成为了失败者。这不得不说是一件不幸的事。

在看不到韩日关系突破口的状况下，出现了一个有趣的舆论调查结果。峨山政策研究院的调查结果显示，考虑到中国的崛起，认为韩日间有必要进行安保合作的意见为63.9%；而对于《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等军事合作，则有一半应答者认为有必要，反对意见为37.3%；对于进行韩日首脑会谈，赞成(49.5%)超过反对(40.7%)；认为为改善韩日关系总统要积极出面的比率为57.8%。

考虑到此次调查是在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以后进行的，建议安保合作和总统积极作用的比率就更加引人注意。这可以解释为有相当部分的国民是在“用日”的观点上看待对日关系改善。正好日本的经团联、日本商工会议所和经济同友会会长也在1月7日会晤中敦促安倍首相改善韩日关系。这可能是反应了日本经济界底层的声音。

韩日关系改善的头绪正如舆论调查中显示的那样，应该在安保领域寻找。朝鲜局势比任何时候都不透明。前国防委员会张成泽被处决可能并不是金正恩唯一领导体系确立的终结，而是新权力斗争和不稳定的开始。在这种状况下，有必要从谋求顺利交流朝鲜情报的《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等地方着手。日本的对朝情报具有相当水平，朝日关系可能取得重大进展。即使是为了东北亚稳定，为了构建作为朴槿惠政府国政基调的统一基础，韩日间的合作也迫在眉睫。如果韩日两国从共同利益中寻找接触点，可能会积累信任。恢复韩日关系也扩展韩国在中日对峙局面中的外交空间。

笔者认为韩国的对日外交方式也要更加灵活。协调名分与实利的实事求是姿态比较可取。韩国需要敦促日本构建正确的历史认识，但这需要均衡处理，不能随意决定整个韩日关系。在安倍因参拜靖国神社而引起全世界公愤的现在，需要具有向日本伸手的逆向思维的智慧。国家利益比原则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