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到底是什么使韩中日三国的经济繁荣起来了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领导人选择了经济大国化之路，而不是军事大国化之路。因为各国克服了与周边国家进行军备竞赛的过程中或准备发动战争或将全世界分为东西两个阵营的冷战思维，选择了经济第一主义路线。
美国在二战结束的同时正式与苏联冷战，开始嘱咐日本重新武装。特别是1949年中国实现了共产化领导、第二年韩国战争爆发后，美国认为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在亚洲对苏联和中共维持战略平衡来说是必须的。但当时日本的吉田茂首相(1948年~1954年在位)拒绝了美国的这一要求。吉田主张日本的和平宪法禁止重新武装，因此这是不可能的，将国防费固定在不到预算的1%，在全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安保则完全依靠美国。这一被称为“吉田主义”的战后日本外交安保基本框架使得日本的繁荣成为可能。
韩国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开始正式发展经济。令人吃惊的是军人出身的朴正熙总统将精力全都放在经济重建,而不是军备扩张上。1954年，韩国的国防预算超过国内总产值(GDP)的10%，1960年也达到了7.4%。但1965年下降到3.73%，之后一直维持在3%左右，到1975年才进入4%。1980年上升至5.81%，但又立即下降到4%，1995年以后停留在2%左右。当时朝鲜致力于对韩挑衅，公然叫嚣赤化统一，将占国内生产总值30%的巨额预算投入到了军队，但韩国在与这样的朝鲜对峙中还使用如此少的国防费，真是让人惊讶。
至于中国，直到毛泽东时期还支出巨额军费，开发核武器，向全世界激进革命团体提供资金。但1978年执政的邓小平同年与日本实现关系正常化，一年后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致力于经济发展。1992年中国还与在6·25战争时交战的韩国实现邦交正常化。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政策可以用《三国演义》中著名的成语“韬光养晦”来概括，这一政策为此后中国高速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最近东北亚的外交安保局势变得不稳定是因为地区经济繁荣的经济第一主义正在瓦解。
中国发展为G2，获得自信感，开始作为“强大国家”露面。中国通过与日本的钓鱼岛(日本名为“尖阁列岛”)纠纷、南中国海的领土纠纷、单方面宣布防空识别区、“新兴强大国家论”等，逐渐开始主张自己的利益。日本在安倍晋三首相上台后开始走军事大国化之路，主张要修改作为“吉田主义”核心的和平宪法，将军费提高到占GDP的1%以上并行使集体自卫权。
最具反讽效果的是正是美国在推动这种倾向。被中国复兴惊吓到的美国开始更加强烈地要求日本重新武装。在日本，恰好极右保守派政治家安倍上台，开始废除“吉田主义”，响应美国的要求。虽然冷战结束了，但美国不仅未解除反而更加强化冷战时期构建的地区内军事同盟并以此来牵制中国，因此中国不仅正式开始军备扩充，还开始再次去拉拢过去是同盟国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关系转冷的朝鲜。
美国的招败、中国的自满以及日本的倒退正在动摇着东亚繁荣的基础。对韩国来说，现在需要的是像吉田、朴正熙和邓小平那样，能够抛弃国粹主义和陈腐的理念，通过果断的改革开放实现巨大经济发展和地域统合的领导人的宏伟蓝图。而且还需要理解这种蓝图并能够读懂和实践美国在实现这个蓝图过程中要起的作用的美国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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