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仁天皇说“关于我自己，《续日本纪》中记载，桓武天皇的生母是百济武宁王的后代，所以我觉得自己与韩国非常有缘”。这是明仁天皇在12年前记者会上说的话。事实上，在这次发言3年前的1998年，明仁天皇也曾说过这样的话。当时，日本天皇在接待访问日本的DJ（金大中总统）时，在晚宴上说“日本曾经给韩半岛上的民众带去过诺大的痛苦”，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表示“桓武天皇的生母就是从百济来的入籍者”。
第二天在与小渊惠三首相的共同宣言中，他表示“日本过去的殖民统治给韩国国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与痛苦，我们虚心接受这一历史事实，并对此进行痛切的反省，发自内心的表示歉意”。
现在的情况令人不禁质疑曾经有过这一往事，但这却是不争的事实。那是韩日关系专家们念念不忘，想要回去的一段时期，是韩日关系友好的时期，就是人们说的“美好时代”。
国际货币基金（IMF）危机时，韩国感受到了日本的威慑力，这固然是韩日关系得到改善的一大原因。但是，正如DJ所说的“在韩日1500年的交流历史中，关系恶劣的时期只有丰臣秀吉掌权的7年和明治维新以后的40年等，共50年左右的时间，因为这么短时间的关系恶化就否定两国1500年的友好关系，实在是令人羞愧的事情”，我们也不能无视在改善两国关系过程中的外交努力。
500年前的一位贤人曾说“不是友邦的君主总是希望你保持中立，而友邦的君主则希望你总是拿起武器随时为其提供援助”。500年前是这样的吗？这在今年是个谜题，在未来也将是个两难的困境。夹在中间的我们只能选择害处最小的选项。昨日的对策并不适合用于今日，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地探索。在此过程中我们应该“明确双方的分歧，倾听对方的声音，从而知道在克服双方不同立场方面还存在不足”(前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
回想下2012年，李明博前总统因为军队慰安妇问题和日本首相野田佳彦闹红了脸，后又访问独岛便可意识到两国间对话的必要性 。即使在这种“冷却的时期”，前任青瓦台宣传首席李东官为解决慰安妇问题与日方人士。李前首席说“很多人骂我，质问我为什么到这里那里说那种话，但即使这样，我还要努力，这就是外交”。
现在韩日首脑在见面时并不亲密，实务工作者也忌讳碰面谈事。口口声声说要东北亚和平合作，却与身为东北亚国家一员的日本连话都不说一句，就像对待国会、对待在野党甚至是对待朝鲜一样。
根源上的责任当然在于日本。日本在历史、右翼、再武装等问题上的表现都非常令人失望。但所谓“邻居”，就是外交对象，这一本质并不会发生改变。
回过头来再说DJ，2001年他与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的见面也是一场“灾难”。布什在会谈中将DJ称为“这个人（this man）”，DJ曾愤怒地说“对我无礼就等于无视韩国国民”。但是，在一年后的会面中，布什暗示实现朝美对话的可能性，表示“连里根前总统都曾与‘恶魔敌国’（前苏联）进行对话”。这是DJ的原话，DJ说当时自己就是这么说服布什总统的。“与朋友进行对话简单，与讨厌的人对话很难，但为了国家，在必要的时候还是要进行对话”。现在正是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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