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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危机和明智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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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危机和明智的政府
  • 金皓起 延世大学社会学教授
  • 上传 2008.11.26 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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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月,2008年就要过去了。去年冬天,李明博政府交接委员会的活动成为大众话题好像还是不久之前的事情,不知不觉之间我们已站在另一个冬天的入口。

回顾今年,有三件最重要的事情。分别是2月李明博政府上台、从5月开始的烛光集会、9月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虽然李明博政府的上台是依据民主主义步骤而实现的预料中的事情,烛光集会和金融危机对于不少人来说却是无法预料的事情。

如果思考一下的话,这两件事对于支撑我们社会的政治支柱民主主义和经济支柱资本主义提出了根本性的疑问。如果说烛光集会将代议民主主义的局限暴露无遗的话,那么现在进行时的金融危机生动地显现出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症结所在。2008年韩国社会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面临着新的转换点。

值得注意的是,三个事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着紧密联系。如果说烛光集会是李明博政府的牛肉协商引起的,那么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危机蔓延的一个主要原因则是由于李明博政府不成熟的外汇政策。烛光集会和金融危机也不是没有关联的现象。如果说金融危机是美国式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引起的话,那么烛光集会中提出的反对国有企业民营化等焦点则包含了对新自由主义的积极抗拒之意。

这一连串的事件有两大暗示。第一,韩国社会正面临“双重危机(double crisis)”。不仅是让我们无比郁闷的“经济危机”,也有必将操纵社会问题全体的“政治危机”,这也是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现状。虽然政治危机的首要责任在于政府和执政党,但是在野党也不能逃脱责任。

重要的是这两大危机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如果必须收拾经济危机的政府滥用不熟练的对策,最终失败的话,危机水准升级的经济会再次缩小政府选择政策的余地。外汇政策就是很明显的事例。政府不顾前后和缺乏一贯性的外汇政策没能阻止通货价值的下跌,最终造成外汇储备额大幅减少。考虑到不少国民对于1997年外汇危机怀着某种创伤,政府应当采取更加明智的政策,但没有那么做过。

第二,从广义上讲是政治,从狭义上讲是政府的力量非常重要。美国金融危机传达的讯息向以“政府最小化”为目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重重地敲响了警钟。如果新自由主义将凯恩斯“政府的失败”作为应对方案,全面实行“市场的复权”,那么如今就是“市场的失败”历史性的重现局面。

问题是即使指出市场的失败运行,也不能回到过去“政府的复权”。雇佣问题就是很明显的证据。如同去年辞世的法国左派社会学者安德鲁•高兹经常强调的那样,如今全球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处于供给过剩状态。通过政府干涉,实现完全雇佣的上世纪50∼6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黄金时代明显不再适用于信息社会。尽管社会总生产量在增加,职位和工作量却在大幅减少。在所谓的“后劳动社会”,政府必须推出“后自由”或者“后凯恩斯”的增加就业新政策。

为了摆脱双重危机,政府扮演明智的角色无比重要。也许“大政府”或者“小政府”的二分法是束缚在20世纪的腐朽范式。重要的反而是考虑短期性的战略和长期性的预测,以及考虑国民国家水平和世界社会层次的复合型智慧,这样的明智是政府应当具备的。

《庄子·秋水篇》中有“大知观于远近”的话。意为大智慧既会从远处观察也会从近处观察。希望大选已经过去快一年的李明博政府能够“大知观于远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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