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外交正在变化。中国正在脱离韬光养晦战略，在国际问题上正在积极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随着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美的认识发生变化，这种现象变得更加明显了。最终，随着美中两国在东亚势力重叠，新游戏规则登场了，规范之间冲突也十分频繁。在这种中美关系的空档中，中国周边的国家难于在外交上进行定位，特别是韩国需要同时发展与美国的韩美同盟和同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战略上的难度提高了。

特别是昨天（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了，在今天（11月15日）要进行的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1中全会）上习近平体制正式出炉。在不透明的外交环境中出炉的习近平体制暂时维持攻势性外交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中日间民族主义和领土纷争的余震还在继续，美国政府为牵制中国而试图变为亚太国家。为了有效应对这些问题，中国需要这种外交。这也是中国格外关注韩美日或美日印度关系是否会发展成为三角同盟的原因。

这种外交路线很可能一直维持到直到新领导集体掌握包括军队控制权在内的名副其实的权力的时候。但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有对胡锦涛的外交成果持批判性的认识以及在外交上目光短浅的评价，所以新领导集体将安静但强力地试图在外交上产生变化。不管怎样，目睹了美国新自由主义假象的中国领导集体希望重新制定强大国家关系的规范，这就是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构想。

此构想是为了防止出现“强大国家政治的悲剧”。这是宣布要在追求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互惠互利的同时走强大国家的道路，但另一方面也包含着要阻止美国的霸权、切实保障本国核心利益的“坚决”。这种构想已经在中日强烈对峙的领土纷争以及2010年天安舰及延坪岛事件发生当时在中国的外交姿态中部分地被显现出来了。

为了实现这一构想，中国的新领导集体要大幅提高外交力量，加强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另一方面通过面对其他国家国民的公共外交，积极传播本国的魅力。中国已经确保了相关预算，党政内部也渐渐达成了一致意见。为了增加力量，中国正在找寻将外交部长的级别从国务委员提高到副总理级别来提高其政治地位的方案。

对于中国外交的这种新的方向和外交基础设施的构筑，以及新领导集体迅速、强硬的意志，韩国不能够仅是“隔岸观火”。韩国的对华外交首先要超越旧的模式，需要领导人改变认识。现在韩国大选候选人虽然在程度上存在差异，但都在展示与过去不同的分散风险的对冲（hedging）战略或均衡外交。但在为对华外交进行的外交性课题的设定、对华杠杆确保战略、危机管理机制、对华外交基础设施及信任的构筑方案等方面的具体方法及蓝图还不明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国内的韩国热潮正在迅速冷却，误会导致误判的情况也在发生。

时间不是站在韩国一方的。现实的情况是韩国也无法左右中国的“圆盘（局面）”。那么，韩国就需要成为比中国旋转的“圆盘”转得还快的陀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