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名50多岁的男性醉酒后跟踪一名6岁女孩到家中卧室进行性犯罪，还有一名男性在与妻子吵架的过程中不慎用刀将妻子刺死，是你的话，将如何对这两个人量刑呢？

调查显示，在今年已经实行第五年的国民参与审判制度中，参加审判的陪审员对性犯罪者给予了比法官更为严苛的量刑，在量刑上平均高出8个月。陪审员还倾向于即使醉酒后的犯罪也不应该给予轻判，与法官的倾向完全不同。在判断一个嫌疑人是否犯罪的问题上，陪审员显示出了比法官更为严格地要求出示明确证据的倾向。本报调查组针对过去5年间国民参与审判案件的546件（被告人共569名，参与陪审员共4282名）案例，对案例记载的陪审员裁决和量刑意见与法官的判决结果进行比较后，得出了这一分析结果。

根据分析结果，对于性犯罪案件，陪审员给出的量刑裁决（以多数意见为标准）平均为68.1个月，比法官的判决（59.9个月）多出了8个月以上。而针对杀人、抢劫和暴行伤害致死等暴力犯罪，法官和陪审员给出的量刑标准非常接近，只存在1~2个月的微小差异。这意味着，国民们普遍认为，对于性犯罪应该给与严厉惩罚。

此外，本报还委托经济大学李水晶（犯罪心理学）教授组对影响法官和陪审员量刑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陪审员不同与法官，并不会因为犯罪者是酒后犯罪就会给予轻判。李教授分析称“一般国民认为，法官对于性犯罪和酒后犯罪的量刑过于宽大了”。

但是，对于杀人抢劫等暴力犯罪，从整体来看，陪审员给出的量刑裁决高于法官判决的只有十分之一（10.3%），在量刑上表现得比较保守。在此类案件中，陪审员给出的量刑低于法官判刑的有17.6%，两者相同的有72.1%。

在判断一个嫌疑人是否犯罪的问题上，陪审员倾向于比法官要求更为严苛的证据。在此类案件中，陪审员裁决与法官判决不同的共有51件（9.3%），其中47件都是“陪审员认为无罪，但法官判决有罪”，而另一种情况只有4件。在两者判决不一致的原因中，有47.1%是认为“证明嫌疑人有罪的证据不足”，所占比例最高。法官出身的李尚元（音）律师解释说“法官在判决时可能会综合从事司法工作多年的经验，相对较重视围绕案件的一些琐碎情况，并将其认可为证据，从而判决嫌疑人有罪；而陪审员则抱着‘不能冤枉无辜的人’的态度进行裁决，而这也是刑事审判的最根本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