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而,孕妇怀胎十月并非易事。家住庆北军威郡的尹美花(音,32岁,女)也是其中的一名。今年7月在大邱的一家妇产科医院生下儿子的尹某每次去医院做产前检查都得换乘两次公车,往返3个小时。尹某称:“虽然(7月)2日生下了孩子,但是军威郡没有小儿科,往后还得抱着吃奶的小孩往返大邱,一想到这个就感到好怅然。”曾经为了分娩室东奔西走的“生产难民”母亲的辛苦道路还没结束。
而生活在大城市的孕妇们却有着其他的理由。去年9月生下女儿的徐某(31岁,首尔金湖洞)说:“再也不去那家医院了。”在江北一家有名的妇产科就诊的徐某每次做产前检查都得在预约者人满为患的医院等上3个小时,但待在检查室里的时间只有5分钟。徐某说:“在坐在电脑屏幕前机械地分析着超声波影像的医生面前,想咨询点儿什么的心情都没有了。”在患者聚集的大型妇产科医院每三分钟诊疗一个患者,凭借不包含在健康保险中的超声波检查获益。做完医院推荐的这样那样的检查之后,政府的生产援助金(50万韩元)用不了多久就透支了。
造成这样的局面是因为妇产科医疗是公共医疗一部分的意识相对薄弱。工作繁重的妇产科是医科大学学生们所回避的。面对10年后接生的医生骤减的危机,政府并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对策。妇产科医生和医院如果不够,那么至少应该在分娩脆弱地区为紧急·高危产妇布满密集的医疗安全网,但即便这也稀稀拉拉。10年之内,说不定韩国也会像日本一样,发生孕妇处于紧急状况却因找不到医院而致死的事情。
在社会任由生产基础设施崩溃的空当,生产正在逐渐变成商品。在市场狭窄的农村医院渐渐消失,而在消费者众多的大城市里则出现了大批两周费用达数百万韩元的产后调理院。且不说养育,就连生孩子的时候都这么困难,得花那么多钱,敢问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生率怎么会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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