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永熙记者（以下简称金）：尽管有矛盾，但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都在使用国家介入政策试图将市场经济从危机中解救出来。目前，因为金融危机而获得政治利益的是欧洲和美国的保守政权，还是包括工党在内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权？
苏默尔博士（以下简称苏）：我认为，最终社会主义政权和中右派政权将会获得利益。指出并更正市场经济理论主义的缺陷的功劳归这些政权所有。从这点上看，明年德国的普选很受关注，我目前还无法预测选举结果。
金：是不是用新的世界金融秩序来替代二战结束后出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苏：是的。我认为新金融体系的出现是必然的，这一体系将反映中国、印度、韩国和巴西等国家已经成为世界金融秩序的新主角这一事实。
金：这对经济全球化没有负面影响吗？
苏：目前全球化是无法被忽视的现实。与之相比，新体系的出现将会对脱缰的资本主义、非理性的穷奢极欲以及不受限制的世界金融体制具有反作用。
金：金融危机过后，国家介入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是否会在数十年间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
苏：如果没有欧元的话，此次金融危机对欧盟成员国造成的个别冲击会大许多。
金：德国为什么要拒绝法国为缓解危机而提出的共同救助市场的提议呢？
苏：那是因为双方没有对救助市场的管理主体和分配标准达成协议。但是欧盟成员国商议了一条好的解决方法，那就是在共同制定的框架内各自采取必要的措施。
金：德国财务部长施泰因布吕克曾预言：“国际金融的世界中，美国的超级霸主地位将会终结。”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苏：这是有线索可寻的。施泰因布吕克部长和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经常见面，而施密特在过去二三十年间一直主张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足鼎立的金融体系迟早会出现。
金：金融危机是不是在减弱美国的政治地位呢？
苏：美国的领导角色是不会有变化的。但我确信，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会得到强化。
金：人们对国家作用的认识也会改变吗？
苏：经济，尤其是在金融领域中，投资的利润曾是评价的标准。但我希望在今后的政治领域中，重新尊重和实践除利润外的其他价值、古典美德和其价值。
金：您在获得勋章的演讲中，曾引用过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的话，并提到了新的“盗贼世界秩序”。对此您是否能说得更详细一些？
苏：现实主义者康德曾说过，人类不是以诚实和正直为目标前进的，而是与低级的本能对抗，永远在斗争的。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以下两个事实：集体的重要性不亚于个人；个人不能牺牲集体而达成自己野心。与用于救助破产银行的数千兆美元相比，政府的预算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所以我们急需教育全球化的牺牲者以及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之类的道德。
金：如果康德还活着并在为报纸写专栏的话，他会给韩国、德国、欧洲和美国首脑们提什么样的忠告呢？
苏：他也许会把著名的普遍道德规律“绝对命令”适用于金融危机这种具体的现实之中。所谓的绝对命令就意味着，要把你人格中的人性和他人人格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而不能永远只把它看作是手段。
金：如果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的话，他能够胜任金融危机遗留下来的繁重课题吗？
苏：最重要的是有正确看待世界和做出正确决定的分析能力及眼光。虽然我对麦凯恩有一定的感情，但是我认为奥巴马具有更好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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