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之后的韩国很有可能会成为对日本非常敌对的国家。今后可能使日本的安全受到威胁的因素之一便是韩半岛的统一。”这并非极右派或者保守主义者口中说出的话，而是日本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兼知韩派人士前《朝日新闻》主编船桥洋一不久前向笔者透露的心声。统一韩国可能会在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将日本当做打击目标，韩半岛也有可能被编入中国的影响圈之内，与日本持对立关系。野田佳彦首相担任委员长的日本国家战略会议下属的“和平开拓者（frontier）小委员会”报告中也包含了类似内容，这一消息无疑确认了“韩国威胁论”在日本内部已经不分左右地扩散开来了的事实。

此次韩日情报保护协定的决裂很有可能会导致这种对韩认识进一步扩散。虽然有不少人都是局限在“秘密推进”这一程序问题对此事加以批判，但是就韩国国民对两国之间签订军事协定产生抗拒感这一本质问题也应当加以关注。此次事件留给世人的信息是很明确的。若独岛和历史问题没有进展，那就无法签订真正的军事协定。另外，在核电站基本法中加入“安全目的”这一概念，企图获得以攻击他国为目的的“集团自卫权”的日本的种种行为更使得韩日合作陷入了困境。与李明博政府的观点不同，大多数韩国国民也对可能使东北亚陷入新一轮冷战的韩美日三国军事共同体制持否定态度，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韩国正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单从国民情绪上来看，别说与日本结成军事同盟，就连普通的军事合作也几近天方夜谭，但也不能就因为这样便竖起对立的触角，使两国的对立越来越激烈。与一衣带水且十分重要的邻邦日本关系不好，对韩国的国家利益也没有什么好处。

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关键词便是常识和顺理。正如庆应大学教授添谷芳秀一直主张的“中间力量外交论”一样，日本应该将和平宪法和吉田原则视为历史命运，而不应该醉心于再武装大国的迷梦，或者因为急于在日本国内政治圈中聚集人气而修改宪法并为改变现状而展开外交攻势，这样的“浮士德（Faust）交易”是行不通的。日本应该认识到这样的企图只会增加周边国家的威胁意识和敌对感，招来破坏性的军备竞争。在维持和平宪法基本框架之下展开多变外交，在非军事领域上发挥领导才能才是日本外交应该走的道路。

另一方面，常识和顺理对于韩国也同样重要。韩国政府称急于和日本签订情报保护协定是出于共享对朝情报的必要性。如果这称得上理由，那么首先改善朝韩关系才是正确的策略。自李明博政府上台以来，朝韩之间一直处于一触即发的军事紧张状态，而这马上能导致韩中关系的恶化。而这一切导致的结果就是比起过去任何时期都更为强调韩美同盟和韩美日三国的军事互助。如果朝韩关系得到改善，用均衡外交使中韩关系恢复常态，那么如履薄冰的对立关系也会自然而然地消失。

当下，韩日两国应该担心的并非中国和朝鲜的军事威胁，而是在G2时代到来之后地政学上的不确定性。中美的G2格局不再是假说而成了现实，根据他们的战略部署，东北亚的命运和历史很有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如果万一两国发生了军事冲突，那便会成为殃及韩国和日本的巨大灾难。相反，若中美构筑了双边指挥体系，那也同样令人担忧。周边国家的国家地位很有可能会因为他们的交易而被决定，这样的版本也不能排除在外。

答案只有一个。在G2体制完全稳固下来之前，韩国与日本应该在建立地区新秩序的工作上进行未来指向型的合作。韩国应该努力构建能让韩国自己决定命运的东北亚秩序。在军事上，应该超越个别同盟构建多边安全体系；经济上，应该将扩大、深化韩中日FTA，建立共同体定位具体目标。在此过程中建立信任，那么在领土和历史问题上必然也能摸索出解决方法。只有建立韩日关系新坐标的创意性思想，才是左右接下来100年历史的钥匙。留给韩国的时间并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