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同时还具备着决定性的三方面优势。那就是创意性、献身性和热情。他在作为医大学生的1987年就和同学保罗·法尔莫(Paul Farmer,现哈佛大学医大国际保健、社会医学科长)等一起组织了名为“健康伙伴(PIH)”的志愿者组织,并在加勒比海沿岸地区的贫困国家海地(Haiti)展开了志愿者活动。
这并非单纯的志愿者活动。他们在策划这一创意性项目时就脱离了以治疗为中心,而是旨在帮助患者能够同时摆脱贫困和疾病。他们在提高供水、营养供应、教育、居住环境等当地社会居民的生活质量的同时,还对结核和艾滋病进行治疗。医疗志愿活动通过有体系、有效率、生产性的方法获得了升华。
他们成功打破了贫穷造成疾病、疾病招致贫穷的恶性循环。截至90年代初期,因为该项目而得到治疗的海底居民超过了10万人。金勇将这一地区治疗成功事例一一推广到了南美、非洲、中亚等全世界的贫困国家现场。而他能成为研究并执行地区社会医疗项目的哈佛大学国际保健·社会医学课长也和这一经历不无关系。直到他为参与WHO的活动于2003年离开哈佛的时候为止,他持续16年的时间从事PIH活动。这充分体现了他帮助贫穷患者的献身性和热情。
金勇之所以能先后担任哈佛医大教授、WHO干部和世界银行行长等职位,也正是因为他所具有的这些创意性想法和献身性的实践。重要的并不是知识或学位,而是这个人追求的是什么。正是因为他选择的不是讲坛上的医疗人或理论家,而是作为实践性医生和项目执行人献身于帮助贫穷患者,最终才使他被提拔为以开发和消除贫困为主要业务的世界银行行长。
2009年采访过金勇的《华尔街日报》的健康领域博主阿尔·莫里就曾这样说过。“重要的不是金勇是一个医生,而是他把他的医学知识用在了哪里。他正在运用自己的知识去挑战解决地球上最为复杂和繁琐的问题。这些使得他更加具有价值。”
金勇行长在上任第一天和职员们的对话中表示“可以将韩国作为榜样”。他所指的是因韩国战争变成一片废墟的韩国在过去60年间取得的开发与发展成果。
而韩国也必须对此给予呼应,积极参与到贫困国家开发事业当中。作为开发援助之一,我们可以帮助第2个李太石(音)神父在以南苏丹为首的贫困地区开展活动。同时还应该考虑在当地设立医科大学,将其命名为“李太石纪念医科大学”,帮助非洲、南美、中亚等贫困国家的居民实现保健医疗自给。韩国战争之后,韩国全国一共只有6所医科大学,但到目前为止韩国已经增长到了41所,所以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此外还需要在当地设立制药工厂,帮助当地实现基础药品和病毒疫苗的自给,也可以在这里推广“新村运动”的经验。韩国可以通过参与这些国际开发产业来提高国家形象和韩国人的自尊心。
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活动可以使韩国的年轻人获得在海外培养创意性、献身性核热情的机会。他们之中如果能够出现第2个金勇,那将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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