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警方不久前开始对几家主要媒体采取了保护措施，这是从朝鲜扬言要报复批判朝鲜的媒体之后的事情。尽管这样，笔者却发现了自己毫不关心地进出警察把守的大门的样子。本来理所当然地会想“警察为什么要守在这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能做些什么”，但实际上心里却想着“就那样吧”，便匆匆离去。其他人似乎也和我差不多，全都毫不关心，对此熟视无睹。朝鲜从4月份开始就持续进行过分的胁迫，像“要攻打首尔”、“进攻青瓦台”、“将采取让政府机关、媒体机构焦土化的特别行动”、“如果以为只是像炮击延坪岛那种程度的攻击那你就想错了”这些威胁的言论接二连三地出现。然而，韩国所关注的和新闻上报道的却是疯牛病、政党之争、大选候选人们的动向等等。发生可能性更大的事情是疯牛病，还是朝鲜的挑衅呢？

似乎是如果担心安全问题，就显得很陈腐，所以出现了干脆对此置之不理的风潮。朝韩对峙的局面已经超过了60年，说不定是因为过去将安保当做了维护政权的手段，也说不定是因为在韩民族的DNA里“我的国家由我自己来守护”的意识太过于薄弱了。朝鲜时期，在建国之后便尊奉中国为大国，在国防上完全不闻不问。李氏朝鲜与崇尚尚武精神的三国时代和没有放弃光复北方领土梦想的高丽不同，完全是个十分文弱的国家。因此，朝鲜时代经历了壬辰倭乱、丙子胡乱等。甚至在战争中也陷入了党派之争，使得像李舜臣这样的人物也成了阶下囚。那样的朝鲜最终被日本所吞并。解放之后也是如此。虽然经济上没有足够的能力也是一方面原因，但是韩国在不久之前还在国防上依附美国。因此，说不定在韩国人的心目中，由他人来保卫自己国家的意识根深蒂固。在保卫国家这件事情上大家都成了旁观者，而在井底为了一己的利益争执不断，韩国人难道不正是变成了这样的形态吗？

只要有点常识，就充分可以预想到朝鲜的挑衅。年纪尚轻的金正恩为提高自己的地位进行了导弹试验，结果却以失败告终。在他上任之后，一切都处于不安之中，如果就这样止步于此，他必然威信扫地。他周围的强硬派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就连中国也没能拦住朝鲜发射导弹。接下来的顺序当然是挑衅了。美国担心朝鲜进行核试验，而韩国不仅应担心核问题，还应该同时担心武力挑衅和后方恐怖活动。几天前，朝鲜曾对韩国民用飞机进行了GPS干扰。有分析认为他们的目标不仅仅只是民用飞机，而是为了军事行动试图动摇韩国的武器系统。

如果在放松了警惕的情况下突然遭到袭击，必然会惊慌失措。如果没有事先准备，必然会措手不及。在受到攻击之后才责怪为何当初没有做好预防措施，于是急急忙忙地采取回避责任的对策。延坪岛事件如此，天安舰事件也是如此。如果朝鲜对民间设施采取恐怖袭击，那么就更加难以阻止了。因为韩国是自由社会，应对这样的攻击十分无力。因此，至少每个人应该从漠不关心的状态中醒悟过来。政府也应该有所改变。一旦国民感到不安，不应该无条件地掩盖事实，而应该公开最为薄弱的环节，进入戒备状态。为了防备遭受攻击，应该事先进行相关演习。如果每个人都睁大双眼提高警惕，那么便可以阻挡灾难的发生，或者降低受害的程度。如果我们展现出这种毫不畏惧的姿态，就能灭了对方士气，使其不战而退。

距今刚好30年的1982年4月，阿根廷军事政权为了提高自己在国内的威信，进攻了英属福克兰（Falkland）。远在数万里之外的英国错以为阿根廷占领福克兰已经成了既定事实。英国的应对首相做好了最坏的战败打算，本着维护主权和国家名誉的原则前去迎战，结果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终。因此而高涨的国民士气使得英国在今后的20多年时间里迎来了繁荣期。相反，阿根廷军事政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灭亡了。韩国政府应该向朝鲜表现出自己明确的立场，清楚地告诉朝鲜，如果新上台的金正恩政权继续玩火，那么终究会像阿根廷政权一样走上灭亡之路。

有一句话叫做“琼纳斯的两难（Jonas’dilemma）”。在《圣经旧约》中，一个名叫琼纳斯的预言家预言，如果不去敌国听取神的忠告，那么就会灭亡；如果听了他的预言进行自我反省，敌国就不会灭亡，因此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那个城邑里的人们挽回了局面，守住了城池。朝鲜政权若想避免走上灭亡之路，就应该从现在的道路上返回。而韩国也应该做好事前准备，使他们无法走上那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