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在了解到总统的立场后再处理这一情况。一定要冷静，总统要做的事情自然不同于我这个需要同美军进行业务合作的陆军参谋总长要做的事情。这样想着，我拿起电话，拨通了景武台的秘书室。
景武台的当值秘书接起电话，我要他“叫醒总统，让总统接电话”，但那位秘书说“不行，不能叫醒总统”，我继续要求，他也仍然坚持。
大概打了有三次电话，接电话的秘书依然毫不退步，最后我不得已在电话中说“现在国家发生了紧急情况，必须向总统报告，如若在这样百般阻拦，会误事的”，对他进行了训斥，他这才说“请等一下”，然后过了很长时间，总统终于出来了。
我说“总统阁下，现在克拉克将军和泰勒将军等人正轮番打电话质问情况，应该怎样处理呢”？总统听完我的话，稍停了一会儿，说“这样啊，告诉美军是我干的”。
总统的声音听上去非常坚决，非常自然地说“就说是我干的”，接着看到我没有马上做出反应，总统接着说“我明天会开新闻发布会（Press release）”，然后挂掉了电话。
放下电话后，我将与总统通话的内容转述给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美八军司令麦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Taylor）、美军军事顾问团长罗杰斯、KCOMZ（美军兵参管区司令部）的海伦少将，他们听完我的转述后便没再说话。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要做的是如何处理后事。
第二天，事情的详细情况很快水落石出。元容德少将领导的宪兵总司令部事前向巨济、光州、论山等收容所负责警备工作的宪兵部下达指示，要他们离开警备的岗位，6月18日当天，宪兵总司令部的特派员前往收容所，弄断铁丝网，并关闭了电源。
宪兵和警察们亲自给俘虏做向导，各地方的道知事、市长和郡守等人负责向俘虏分发百姓衣服，各方面紧密配合，老百姓也积极为俘虏提供藏身之地等，可以算作是民、官、军三方一起将俘虏们拉到了我们的怀抱。
当时的李承晚总统就像一块巨石一样强硬，在针对美国展开的这场最后的较量中，他毫不畏惧地选择了最激烈的方法，在行动时也未曾有丝毫的动摇。在我看来，最能体现李总统战略家特质的便是他向美国说是谁放了反共俘虏的时候。
总统在做出这一可能使停战谈判重返原点、再次点燃韩半岛战火的举措时，并没有忽略一些需要深思熟虑的事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与美军合作的问题。即使可能会扭转整个停战谈判的局势、也必须维持与美军的合作。虽然这是一着可能会扭转全局的险棋，但仍留有挽回的余地。
我问到“如何向美军指挥官解释时”，总统回答“就说是我干的”，这其中明确包含着这层信息。如果让我去做这起足以令世界震惊的事件的主人公，那么韩国可能会丧失与美军合作的渠道，总统对此进行了非常慎重的考虑。
总统是当时韩国的总指挥官，是统帅整个国军的领导人，我只是他手下的一颗棋子，负责执行总统从大局出发作出的决策，是将总统的决策变为现实的窗口和渠道。
总统很清楚这一点，如果窗口和渠道被关闭了，就意味着走向了死胡同，在战线对面还驻扎着大批共产军的情况下，那将是最坏的选择，将断掉我们对抗敌人的唯一筹码——美军的全面支援。
幸运的是，我并未卷入这件事情，和美军的合作也一如从前。针对美国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政府“早日停战”的决策，李承晚总统采取了正面反抗的举措，但我却无需为此感到压力。
李总统在全面释放反共俘虏之前就已经从美国方面得到了几个关于停战的承诺。美国国务院计划派副国务卿前往首尔商谈美国以停战为前提承诺的《相互防卫协定》问题，李总统也表示了同意。此外，对不愿被送还的反共俘虏采取安全措施的问题，总统也已与美国交涉完毕。
即使这样，总统仍使出了一着大的“杀手锏”，明确向美国传达了“要想达成停战，必须更加带有诚意地与韩国进行协商”的信息。李总统通过向国内展示自己强烈的反共意志，得到了国内舆论的一致支持，并在对外交涉中，向外界展示了由此而汇集的巨大力量，使自己的政治意图得以实现。
李总统此举之后，国内舆论反应非常炽热，但世界的舆论却都是强烈批判的声音，纷纷指责李总统此举是可能再次引发战火的破坏性举措。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早晨起床刮脸时听到韩国传来的这一消息，甚至还不小心刮到了脸。华盛顿马上便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负责指挥韩国战场的美军高级指挥官们也都忙碌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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