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大学教授郑钟旭提出了新的对华外交模式“战略共进(Stratigic Co-evolution)”。首先,他将过去20年两国关系的运作原理解释为“功能主义(functional)”。郑教授主张:“此前,以中国的低廉劳动力与韩国的资本、技术相结合的合作是主流。像这种市场功能合作类型现在遇到了瓶颈。”为了克服这个瓶颈而提出的模式便是“战略共进(Stratigic Co-evolution)”。郑教授强调:“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也有必要进行升级。为此,需要积极解决矛盾,利用‘有所作为’的接近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研究部主任张蕴领与郑教授持同样的立场,他表示:“韩中两国不仅仅应该在经济上,而且应该在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积极拓展新的交流项目,增进合作。”他说:“随着李明博总统访华而渐渐明朗化的韩中FTA将成为增进两国关系的突破口。目前需要的就是构建制度上的交流体制。”张主任认为,阻碍两国合作的最大障碍是“安保困境”。他说:“我非常理解中国的崛起从经济到军事问题上都会给韩国造成一定‘战略上的忧虑’。中国欢迎韩半岛的统一,前提是不能发生混乱。”
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国分良成就中日建交40年的经验强调:“对矛盾的处理决定着韩中外交的未来。”他警告:“就日本的情况来看,在日中建交20年之后,两国间的矛盾反而更加深化。迎来中韩建交20周年的韩国也可能直面与中国激化的矛盾。”他分析称:“讽刺的是,接触越是频繁,中国的形象就越是恶化。原因在于90年代以后,日本政治的不安使得日本领导人与中国的交流渠道减少,以及双方协调矛盾的安全网缺失。”他强调:“在年末韩国的总统选举问题上,无论哪个候选人当选,都必须保障韩中外交的延续性。”同时他还表示:“要坚持表明韩美同盟不会对中国成长为在国际社会中履行各项责任的大国成为障碍。”
参与主题讨论的金时中教授称:“韩中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信任的问题。有必要审视中国以本国为中心的政策是否会对周边国家造成不安,以及韩国会不会因为政权交替在外交政策上使对方国家措手不及。”
参席人士对美国的存在有着明显的意见分歧。
郑教授主张“扩大独立的领域”。他表示:“利用美国改变亚洲战略的机会,有必要对韩美同盟进行具有创意的调整,只有韩美同盟具备战略上的伸缩性,才能扩大与中国的合作空间。”
张蕴领主任认为:“美国反而会成为亚洲地区合作的障碍。”他说:“扩大与亚洲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通过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等策略‘回归亚洲’的美国使地区形势变得更加复杂。美国对中国的封锁是不可能的,反而会使亚洲地区陷入战略性不信任的恶性循环。”
但国分良成教授认为“应该把韩美同盟当做韩国外交的主轴”。他强调:“可以把与美国的同盟当作外交的基础,但是有必要从多角度表明这不会对中国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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