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然,安哲秀现象也同韩国社会如何理解、接受SNS和社会媒体有直接关系。个人单独、直接运用包括推特(Twitter)在内的具有社会媒体、媒介意义的媒体原本机能,这是越过传统媒介阶段的沟通革命、媒体革命。如果现有的大型政党和媒体们继续将它们规定为“左派”、“少数”、“一时的泡沫”,韩国社会的问题把握、对策的提出、对话和沟通就将继续失败下去。
从价值和形态的侧面来看,安哲秀现象可以被解释为“非政治性的政治”正在威胁现在的“政治性的政治”。特别是市民们厌恶反复的政治斗争和在民生问题的解决上很失败的传统政治,这种厌恶同对李明博总统的失政和私事主义的批判意识连接在一起,正在产生迅速的上升效果。如果说前者是安哲秀现象的长期因素,那么后者就可以称为是短期的诱因。在这一点上,安哲秀既是李明博总统的正面教材,同时也是反面教材。在象征成功和成就方面是正面教材,在正确的成功和代表公正性方面是反面教材。
安哲秀现象的另一个重大的现实性政治因素是李明博政府的失政,尽管有一个朴槿惠,但对进步改革势力一直缺少代行方案。自1987年民主化之后,保守也好进步也好,在野党从未这样很长时间对执政势力缺乏替代领导力。因此除朴槿惠一人外,安哲秀现象使其他的潜在领导人明显渺小化了,如果进步改革势力在“安哲秀因素”消失的情况下依然不能够创造替代领导力,也许这一现象的受益者反过来可能要归于保守势力,受损害者要归于进步改革势力。
综合起来看一下,安哲秀现象给我们抛出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在政治和公共领域之内直接追求政治领域之外的成功和价值,就是所谓的政治的外部投入效果。之前在企业、法律界、环境、教育、广播、科学、IT领域取得最高的成功后试图进入政界的先例都是失败的。郑周永、文国现、李会昌、郑云灿、严基永、李寿成、郑根谟、陈大济等的“选举”或“选举职位挑战”的失败证明了在民主主义社会,从政治界外部投入到政治界很不容易,特别是在临近选举的时间试图进入政界则是完全会失败。尽管经历了国会议员和首都市长职位,但要直面李明博政府一直激烈的公共性责难,这种经验告诉我们什么呢?
不管是谁,如果希望管理国家或市政,就要越过局外人或批评家,作为执行者或当事者入选,要证明自己在公共领域的正确的成功,这是需要面对的责任伦理。因为在民主国家没有人会不经历公开竞争就会当选的领导人和价值,分配的资源和预算,这也是政治为什么处于公共领域的核心的原因。超越用语言进行安慰和批判、追求实质的实惠和效果,即最终实现安哲秀现象触发的希望和价值的共同体,还是要通过政治才能够实现。
如果安教授希望成为下任总统或大下任总统或者是其他公职,那么即使现在辞去教授职务也太晚了。在像韩国这样世界前十名的民主国家,很难找到一年前还是教授的人完全没有当选公职或执行经验就立即被选为共同体最高公职并成功处理国家业务、促进国家发展的事例。韩国社会应该如何将安哲秀现象带给我们的课题通过民主的方式政治化、制度化?为了实现一个人引发的集体性渴望,现在应该群策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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