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为协商无望找一个原因,那就是在协商开始之后世界经济版图发生了无法掌控的改变。就在协商开始之时,焦点还放在发达国家的市场开放上。名义是多边协商,所以发展中国家自己也要开放,但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开放市场才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发,这是DDA的初衷。在这种意义上,协商没有叫做“某某圆桌会议(Round)”,而是叫做“开发议题”。
协商开始之后,发展中国家中出现了从迅速的贸易增长到高度增长的新兴国家。对于一些没能够摆脱贸易赤字和低增长的发达国家,这些爆发性的出口已经不仅仅是负担,而是成为了威胁。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已经没有余力为帮助新兴国家而开发市场了。
相反,发达国家选择的立场是新兴国家不仅仅在商品上,在服务领域也要更多地进行同发达国家相应的开放。新兴国家对此表示反对,它们坚持认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比发达国家在更窄的领域内、更少、更慢地进行开放。发达国家日渐失去力量,而新兴国家的同10年前相比已经有了天壤之别。这样一来在给予发展中国家某些东西之前,DDA的胶着就很难解决。
韩国再次可以做出贡献。正如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展示的一样,韩国可以发挥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正直的(不偏向任何一方)仲裁者”的作用。
说的好听点,这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间的立场差异,但事实上是美国、欧盟同中国之间的争斗。它们在DDA之外磕磕碰碰的重要悬案印证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时,决定在15年之后才被认可为市场经济。这是因为中国出口太过便宜的物品,所以只能哑巴吃黄连而不得不接受的条件。因此中国动辄就被发达国家起诉为倾销(dumping)。
中国通过各个击破的方式从个别会员国家得到了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韩国在2005年也给予了认可。迄今为止,被中国说服和笼络的国家已经接近80个。剩下的是美国、欧盟和印度等。大型贸易国大部分现在,不,应该说越来越害怕中国的低价出口了。
每当中国向这些国家请求市场经济认可时,它们都提出了资本交易自由化和金融等服务市场开放作为条件。这些条件也是在DDA中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要求的条件。
中国在5年之后就会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现在给予中国市场经济的认可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没有什么大的损失,但中国却会因此得到很多。中国的服务市场开放即使是出于自身需要,需要尽快推进的就是改善制度。对于中国来说没有什么大的损失,但发达国家会因此得到很多。
如果同韩国一样处于中间立场的国家、给予中国市场经济的认可却实现顺差的国家能够积极对此进行劝说,DDA就会有极大成功的余地。对于因为农产品市场开放问题在DDA这样的多边贸易协商场合没有大声说过一次话的韩国来说,这是一个开放性贸易强国的名分和地位得到认可的宝贵机会。
如果DDA取得成功,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可以解决国际不均衡的问题,韩国也可以使今后的获得“生计”的新兴国家市场得到开放,真可谓是能取得一箭双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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