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上午，在日本官房长官枝野幸男举行记者招待会的首相官邸，记者们集中提问“据了解，日本内阁下属的原子能安全委员会至少是在上月23日左右已经得知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规模已达到了最差状况的‘7级’”，“但是直到3周之后的本月12日才上调灾害等级，其原因是什么？”

枝野幸男长官表示“确实在当时(上个月23日)听取报告之后就知道了这一事实”，承认首相官邸也在早期就掌握了相关情况。但他解释说“由于当时(原子能委员会)还不能肯定这一结果是否准确。把不确定的内容作为政府的见解公之于众有失妥当”。因此当时政府下令要求重新进行了调查。

此次新闻发布会的过程如实地表现出了日本公务员社会的弊病。首先是隐瞒真相主义。虽然枝野长官解释称“难以作为‘政府意见’公之于众”，但是原子能安全委员会是日本政府的原子能安全相关部门的最高决策机构。该机构全权负责的“紧急状态放射能影响快速预测系统(SPEEDI)”在事件发生初期就已经正常运行了。隐瞒该机构早期测出的数据，声称“因为数据难以令人置信才这么做”，这无异于日本政府自己承认自己政府的系统存在问题。

《日本经济新闻》4月13日报道称“对放射性物质排放量重新进行调查的结果也在5日左右就出来了”。就算退后一百步，最晚不也应该在本月5日公布将灾害等级升级吗？要说隐瞒真相的本事，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政府还真是难分伯仲。《朝日新闻》13日援引某日本政府高层官员的“早在上月15日至17日，事态就已经发展到了7级”的发言，对日本政府的延迟应对进行了强烈指责。

被教范所束缚的官僚体制也是个大问题。日本原子能安全委员会虽然掌握了灾害等级已经相当于7级的数据，但是也放任不管。安全委员会在本月12日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虽然在3月23日左右已经认识到‘原来已经达到7级了’，但从程序上来讲，规定灾害级别是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的职责”，好像在说别人的事情一样，推卸责任。在同一个政府的领导下，内阁下属的原子能安全委员会、经济产业省下属的原子能安全保安院、还有官房长官分别单独举行记者招待会，互相指责、把责任归咎于别人的发达国家除了日本之外还会有谁呢?

日本政府也有可能是因为担心日本国民陷入恐慌而延迟提高灾害等级，这点可以理解。但是日本应该认识到，福岛核电站事故已经不仅仅是日本的事情了，全世界都在睁大眼睛密切关注着。

在核电站事故初期，日本政府还一直称“因为海外媒体的夸张报道，日本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是，从这次日本政府提高灾害等级的过程来看，无法不让人觉得这恰恰是“因为日本政府隐瞒真相、降低灾害等级，让国际社会蒙受了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