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邻座是一个来天津办事的韩国人，姜秉周先生，其职务是韩星株式会社不定期船部课长。姜先生由于要经常来中国出差办事，需要学习有关商务方面的汉语；我是第一次来韩国，也需要学习一些简单的韩语。可我韩语七窍只通六窍，他汉语也只是略知一二，但我们的英语都还行，于是互换名片之后，英语就成了汉语和韩语之间沟通的桥梁。他利用英语告诉了我韩语的基本构成，并把14个子音和10个母音写在我的笔记本上，还按照我的要求，用英文和韩文写出了“你好”、“谢谢”、“再见”、“对不起”、“多少钱”、“公交车站”、“地铁”等简单词句，并当场一个一个地教我、并纠正我的发音。我也应他的要求，教了几句简单的汉语商务会话。当然，这其中都需要用英语作为辅助和铺垫，有英语的帮助，沟通与“讲授”变得简单而有效率。从天津飞往仁川的一个多小时的航程，很快就在学习外语中中轻松度过。离别时，我既认真又半开玩笑地说，姜先生，你是我的第一位韩语老师，答曰：是吗？我很自豪……
到了仁川机场，最直接迫切的事情是出境，提取行李。仁川是一个覆盖首尔、水原等地区的大型国际机场，出港、入境航班极多，一片繁忙景象。与我所乘坐的航班同时抵达的，还有十余次航班，于是显得有点不知所措。因为有将近20多个取行李处，韩文广播又听不懂，取行李时仅凭视觉已经看不到我所乘坐的KE806的标志。眼看出境人流由急变缓，越来越少，情急之下，看到几个大韩航空公司的空姐迎面走来，于是用英语前去问询。空姐们面带微笑，都很耐心，理解了我的问题后，其中一位带着我一直从9号走到1号有KE806航班标志的取行李处。向小姐道谢之后才知道，我是从大约9号附近进入行李区的，而KE806航班的行李处在1号，难怪看不到我的航班的标志。这时感到，尽管在韩国，英语还是有用的。
进入到实际的韩国生活中，这种感觉更为明显。人在韩国，人生地不熟的，出门问路的频率较高。而在本人韩语不灵、对方汉语又不通时，英语就成为一种语言沟通意义上的“一般等价物”，起到了桥梁的作用。目前韩国的八个道已经去了五个，总体感觉是用英语基本可以解决一般的问路问题。2010年10月30日，要去地处抱川市的大真大学开中国学者联谊会，需要在1号线的“议政府”车站集合，可车开到一半儿时，突然停住不前了，车山的人几乎下光了，然后又上来了一批人，这明显是有什么变化，车里的广播又听不懂，凭着简单的英语与邻座的一位中年人沟通才知道，原来这辆车要往回返，开往仁川。我一个人，不会韩语，人生地不熟的，怎么办？如何再坐车到“议政府”，成了一大难题。这时，我用英语向那位中年人说出了我的难处，他似乎只懂几个英语单词，但也足够了。他领着我上了另一辆1号线的车，继续前行，同时他用韩语问了其他乘客，确保这趟车是到“议政府”后，才放心地坐在我旁边，好像对我承担着什么责任。可过一会儿，才开了两站，车又不走了，并且往回开，这样是明显倒不了“议政府”的。哎，此行真是不顺。怎么办？他经过打听多人，才知道原来这趟车另有任务，现在要返回“城北”站，需要在那里再等一趟去“议政府”的车。于是这位老弟又带着我上上下下，左拐右拐的，终于找到了那趟车。哎，真是多亏了这位老弟，不然这中间的“复杂”沟通我是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此时，除了感激，还深感英语的“救急”作用。
还有一次，也称得上是“emergency”了。那次是陪朋友李君到温阳温泉游玩，朋友来自岭南大学的庆山，当日要坐车从水原返回，已经买好了返程票。也就是说，我们结束在温阳温泉的游玩后，要先坐1号线返回水原驿，然后李君从水原返回庆山。我们预留了110分钟从温阳温泉返回水原站，但没有料到的是，在温阳温泉竟然等了约莫40分钟车才来，也就是说，再从水原返回庆州的计划不能再实施了，因为按照目前的时间再到水原的话，就赶不上那趟车了。于是赶紧拿出地图，看到从水原发出的火车正好途经我们返回水原的几个站点，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在某一站点下，不仅不用再去水原坐车，还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再细看，火车在乌山、平泽、天安均有站点，但此时天安、平泽已过，只有乌山可下了。于是决定在乌山下车，但到乌山站一问，火车并不在巫山停靠，而是要到我们已经经过的平泽才停。用英语询问，售票员看了看火车和电铁的时刻表，发现有一班电铁可在火车之前到达平泽，于是建议我们赶紧乘坐电铁再回平泽，以便赶上火车，于是我们二人又急急火火赶回平泽，到后，又赶紧用英语问车站服务员火车在几号站台停靠，答曰3、4号站台，而此时距离火车抵达时间只有3分钟了，于是又急急火火找到站台，等了也就是1分多钟，火车长鸣呼啸按时而至。此时此刻，出于事件的惊险、紧迫和我们的步步判断准确且最后成功，我们二人紧紧抱在一起，只能用肢体语言庆贺这几乎不太可能的“大逆转” —— 其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一点差错，耽误一点时间，都有可能赶不上这趟车了。而这期间的复杂沟通，我们用的都是英语，而几乎没有任何差错，全得益于韩国车站的服务员人员的英语水平 —— 不能说很高，但关键之词如“station”、“gate”、“train”、“metro”、“no time”、“catch”、“on time”等，对方基本能够听懂，而就是听懂了这几个关键词，就解决了我们的问题。
以上是比较典型的两次“英语救急”的个案，其他零零星星、点点滴滴的用英语所解决的日常问题，就不计其数了，在首尔，在水原，在华城，在庆山，在佛国寺，在内藏山 …… 举凡出行、问路、中转、购物、参加学术会议、与人沟通，发现在韩国说英语的机会很多，且能解决许多实际问题，这确实也反映出一个社会的英语水平和开放程度。
后来，看了一些资料，才知道韩国社会对英语的重视程度。有句话叫“English Divide（英语鸿沟）”，指英语实力差距决定一个人能否出人头地和收入的社会现象。过去的20多年里，韩国社会掀起了疯狂的学英语热潮，一直延续至今。一个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造就了子女之间的英语能力差距，而英语差距又造成贫富差距，因此助长了低龄留学和课外英语教育热。据报道，2010年12月27日上午11时50分，在大邱市鹤亭洞鹤亭小学的“英语区”，该小学的8名小朋友跟着老师大声朗读“family”、“monster”、“baby”……接着在听到“I love my sister”时，学生们回答称“I love my family”。负责教授孩子们英语的老师是机器人“EngKe”（English和Key的合成词）。EngKey叫着“Christina”、“Tom”等名字，把位置挪到孩子们前面，同时进行授课。孙俊浩（音，9岁，三年级，男）笑着说：“同机器人一起上课更有趣，学习也非常有意思。”机器人英语助教进入到小学教室了。EngKey被配置在大邱地区21个小学放学后的学校课程中，直至明年3月指导英语课程。这是知识经济部、大邱市、大邱市教育厅耗资15亿8700万韩元将29台机器人运用于教学的示范项目。EngKey是由知识经济部“知识经济境界智能机器人项目”的主管机构——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KIST）开发研制的。去年12月在庆尚南道马山的合浦、虎溪小学中进行了示范运营，是整合了发音教育和原始视频教育机能的一体性机器人。该机器人最近在《时代周刊》中被选为了“2010年世界50大优秀发明”，在世界上倍受瞩目。据悉，EngKey有两大功能，远程授课（Telepresence）机器人和自律型机器人。远程授课机器人在菲律宾的一个语言学教育中心通过视频观看有讲师和学生的教室并对其进行授课。机器人按照讲师的运作而移动，画面上的脸（阿凡达）上还会出现皱眉或眨眼的表情。这就是远程教师通过机器人而不是视频进行授课。自律型机器人起到的是帮助教师授课的作用。它们将已经输入的教材内容教授给学生，可以指导学生们的单词、句子的发音以及会话和英语游戏等。社会对此反应积极。负责下课后教授英语的李恩宿（音，41岁，女）教师表示：“同远程教师直接指导没有什么区别”，“它们的发音准确，对孩子们的英语教育有很大帮助”。预计如果将智能机器人项目团配置到远程教师工作不好开展的农村地区，会取得很大成果。EngKey可以消除英语教育的地区性差距。机器人还可以诱发学生们的兴趣，使学生们能够热衷于英语学习。但也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EngKey的价格很贵，达到了每台1000万韩元。而且需要增加能够识别学生们说的句子的功能。[①]
也有较为极端的例子，据韩国《京乡新闻》2010年2月20日报道称，韩国蔚山科技大学宣布，将英语定为校内通用语言，今后在学校内，学生和教职工将只允许使用英语。消息一公布，在韩国社会引发争议。据报道，蔚山科技大学解释称，之所以做出上述决定有两个理由。一是“促进大学的国际化水平，消除外国教授和外国留学生的语言障碍”。二是“香港科技大学等世界名校正是因通用英语才得以迅速成长”。对此，韩国舆论指责称，学校的这一规定剥夺了学生的语言选择权，学校给出的理由也十分荒唐。要消除人数很少的外教和留学生的语言障碍，只要多配备几名翻译人员即可，香港科技大学之所以成长为世界名校也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都使用英语。这种做法只会伤害那些占学生数量绝大多数的本国学生。[②]
对韩国的英语热，也有反对的声音，例如针对韩国蔚山科技大学在校内只允许说英语的做法，韩国翰林大学教授金英明就批评道“这种现象是韩国根深蒂固的英语至上论和媚外思想的产物。难道弃用韩语只讲英语就是国际化吗？”还有人指出“只会英语还不行”和“韩式英语”的弊端。据悉，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尹增铉去年为举办二十国集团（G20）财长会议经常需要使用英语，最近他和当时任G20峰会筹委会企划调整团团长的李昌镛表示：“只是英语好其实并没什么用。”为了筹备G20会议，两人本应感受到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的重要性，但两人反而认为光会说英语没有用。尹增铉最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G20会议时我说的英语其实是韩国式英语。”他说：“自信的说英语，就算是韩国式英语大家也能听懂。为了保障会议的顺利进行，比起流利的英语，积累的经验和有内容的发言更为重要。”例如，尹增铉想对澳大利亚财长表达“您的发言时间可以是规定的两倍”的意思时，对他说的是“You can use double”，其实这不是标准的英文语句。会议接近尾声时，土耳其财长突然要求“再给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当时尹增铉说“土耳其部长发出了‘SOS’”。 对于尹增铉所用的“SOS”，英国财长纠正错误说：“SOS不是在这个时候使用的，应在发生危机状况时使用。”会议中中国财长对提案一直反对时，尹增铉说的是“（如果我们不能达成一致）You die, me die, all die（你死，我死，全部都完蛋）”，真是把韩国式英语发挥得淋漓尽致。据说，每当尹增铉在会场说“韩国式英语”时，各国部长都捧腹大笑，并给与其“主席发挥幽默和机智，使会议顺利进行”的评价。李昌镛说：“为了准备G20峰会特聘了拥有海外留学和海外工作经验的非官方人士，但事实证明政府工作不是英语好就能做好的。”李昌镛亲身体验到只是英语好的人才不足以担负起工作，拥有行政经验和对韩国充分了解的人才，才能出色完成工作。李昌镛强调要“培养本土英语人才”，他说：“能用流利的英语介绍韩国历史和文学的人才，要在国内父母的膝下培养。”对于因自己的“英语恐惧症”而对年幼的子女一味强调英语，并把孩子早早送到国外留学的父母来说，这句话无疑是当头棒喝。[③]
当然，还有更严厉的。英国著名的语言学专家尼古拉斯-奥斯特勒（Ostler）在最近出版的《最后的国际语言：巴别塔重现前的英语》一书中主张：“英国作为世界通用语(lingua franca)走向没落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是奥斯特勒对古代近东的亚拉姆语、地中海地区的腓尼基语、中世纪的波斯语等各种世界通用语的兴衰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奥斯特勒是一名语言学家，在牛津大学学习拉丁文并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梵文博士学位。他把世界通用语丧失地位的原因归结为政治衰退(Relegation)、经济没落(Ruin)和社会堕落(Resignation)等“3R”。“英语时代即将落幕，今后不会再出现主导型的世界通用语。”他指出，语言很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如果美国不再独步天下，英语也必将走下坡路。20世纪初俄语在中亚的使用率仅仅停留在10%左右，但在共产化后，1959年增至近100%，但在苏联解体后迅速下降。在目前使用英语的全世界10亿人口中，把英语当作第一语言的人口为3亿，一直在原地踏步。斯里兰卡、坦桑尼亚等国家受民族主义影响，取消了把英语作为通用语的制度。在过去的300-400年里为英语的全球蔓延起到后盾作用的撒克逊国家的经济优势也正在逐渐减弱。在中国、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国家，与当地人进行贸易的外国人甚至要学习当地语言。预言英语没落的另一个依据是技术的发展，例如中世纪印刷技术普及时，百姓对母语媒体的需求增加，加速了拉丁语的衰落。奥斯特勒预测称：“英语没落后，学习外语的行为本身将成为历史。”他指出，随着语音识别和同声传译等技术的发展，“由人进行翻译的需求将消失”，所以对英语的学习需求也会萎缩。[④]
但据笔者的观察，这种没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短期内世界范围内的旺盛的英语需求还会保持一段时间，韩国也是如此。据悉，虽然饱受指责，但韩国大学的英语热潮丝毫没有减退。在蔚山科技大学公布将英语作为校内通用语后不久，韩国国内公认的理工科最强学府 —— 浦项工业大学“骄傲的”宣布，未来3年内，该校将在所有教学和行政业务方面全部使用英语，韩语将只作为一种辅助语言被使用。
[①] 洪权三：《机器人英语教师首次亮相大邱鹤亭小学》，韩国《中央日报》中文网 http://cn.joins.com，2010年12月28日。
[②] 宋伟钢：《韩国一大学校内只允许用英语 被批崇洋媚外》，环球网，http://www.huanqiu.com，2010年2月20日。
[③] 方显哲：《韩财长经验谈：光英语好没用》，《朝鲜日报》，2011年1月5日。
[④] 李泰勋：《英学者：“通用语”英语已走向尽头》，《朝鲜日报》，2011年1月1日。
投稿人：南开大学文学院 刘畅
版权归 © 韩国最大的传媒机构《中央日报》中文网所有，未经协议授权, 禁止随意转载、复制和散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