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1966年及1967年,朝鲜的挑衅达到了极点。武装共匪侵入或局部挑衅在1966年和1967年分别为57次和118次,令人无法容忍。当时曾在反间谍部队的我向曾任反间谍队长的尹必镛将军(已故)申请,‘派我去朝鲜。我将带回来朝鲜军师团长的头颅’。虽然尹将军挽留称‘不能保障你能活着回来’,但是我说一定要去惩罚”。
-您同武装共匪出身的队员一起前往,能够信任吗?
“从在韩国抓获的武装共匪中选拔了4人。他们受到严酷的匕首训练等,还给他们买烤肉吃,因此建立了信任感。虽然实际上在第一次作战时我也想到‘如果队员们叛变我就死定了’,但是第1轮潜入以后就开始不断信任他们”。
-侵入的过程如何?
“顺着没有地雷的溪谷接近了敌阵。虽然穿着敌人的服装,但还是忐忑不安。溪谷距离阵地1公里,但是却花费了2小时。我们成功侵入并击毙了手持武器的敌军,不过未能除掉师团长”。
-您的家人知道该作战吗?
“最近才知道。作战前夕一边看着熟睡的孩子们一边留着泪地想‘我死了的话,我的孩子们都不会知道我为什么死的’。三星将军出身的同期战友也是现在才知道当时的作战,打来了鼓励的电话”。
李议员回顾称“朝鲜此后南派金新朝等人,继续进行了挑衅,我执行了击毙武装共匪及寻找地洞的任务”。
李议员提到最近的天安舰及延坪岛事件时表示“对挨打了还吞声咽气的韩国军方形象感到十分恼火”。他还强调称“我们有必要体现军方的能力。已经要塞化的朝鲜时刻准备进行挑衅,韩国军方的军纪似乎变得懒散起来。我们必须改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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