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美国都这样,其他国家说的有什么用?中国外交正在由消极的防守型向积极的攻击型转变。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1950年)中国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把中国看作东欧的卫星国家,中国没能反抗。因担心美国会空袭中国大陆而瑟瑟发抖的20世纪50年代,苏联以保护中国的代价索要东北的主要港口和铁路运营权。中国无法说“NO”。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Dulles)伸手想与其握手,但被拒绝了。虽然中国很气愤但是忍住了。70年代美国卖武器给台湾时,中国的反对仅仅如拂过的风一样轻,毫无力度。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是当时为了在美国和苏联两大国家的缝隙中生存的中国外交的生存战略。
推进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中国外交也必须屏住呼吸。邓小平提倡的“韬光养晦”成了外交政策的基调。立足经济增长,应该缩小不必要的对外矛盾的现实论。邓小平还嘱咐要“100年维持这一基调”。
中国外交开始呐喊富有意义的“NO”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1991年,中国的“铁娘子”、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吴仪为了中美知识产权协商同美国贸易代表署(USTR)代表希尔斯(Carla Hills)相对而坐。在希尔斯刚做出“我们是在和小偷谈判”的恶意言论,吴仪立即进行了反驳,“我们是在和强盗谈判”。她指的是收藏在美国博物馆内的中国文物。
90年代中国外交家提出了“责任大国论”。1997年江泽民国家主席宣布“作为大国将展现负责任的姿态”。摆脱了邓小平长期的韬光养晦的基调,向“有所作为”变身。
胡锦涛主席在任期间一度提出了“和平崛起”,现在出现了“咄咄逼人”的话。上个月召开的中国反体制人士刘晓波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时,中国要求全世界抵制颁奖典礼,让17个国家的100多个国际团体不参加颁奖典礼,炫耀着他的势力。与其相比,3个月前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发生领土权纷争事件时,中国中断稀土类的出口,扣留有间谍嫌疑的日本人等,通过全面攻势致使日本降服。
对于变得强硬的中国外交,国际社会无法隐藏不快的心情。“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得高压,正惹来各国外交官们的愤怒。”这是维基解密揭发的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给美国的报告。尼日利亚的某官员还发泄气愤,说“中国以援助为前提,强求能源供给契约”。《纽约时报》等具有进步倾向的媒体现在也主张说美国应聚集同盟国要向中国展示一下他的厉害。
中国对此的反应十分坚决。中国外交部政策企划局长乐玉成说,“即使我们是在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尊严受侵害的情况下提出抗议,世界也会说我们傲慢、无礼。世界不允许我们说‘NO’”。中国外交为什么会说“NO”?有多重背景。资源确保便是一大原因。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主任郑必坚说,“没有安定的资源供给,很难期待中国的和平发展”。还有分析指出,是因为纽约发生金融危机以后,对于西欧模式的信任度降低。另一方面,代表性的现实主义学者——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主张说,“在严峻的国际秩序中,与国力相符的影响力活动是必然的”。
但是令人瞩目的是,有观点指出中国领导阶层内部没有构想国际社会未来的蓝图。中国外交学院副院长秦亚青说,“如果和中国领导人讨论,可以知道中国对未来的世界秩序和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没有想法”。因此可以看出中国只执着于眼前的国家利益。这样看来,中国外交将展现日益生硬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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