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金融产业改革案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很难认为这是所谓的沃克尔法则（Volker Rule）在20世纪30年代后的50多年里将商业银行和投资分行进行分离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 Steagal Act)》的复活。相反，这是为了保护银行的预收款资产，强调限制对冲基金、私募基金、自营交易等部分营业活动。尽管如此，在全能银行制度(是指能兼营信贷及信用的传统金融业务和有价证券的买卖等证券业务的制度)已经固定下来的欧洲，有很多对于沃克尔原则的争论。因为作为危机震中的银行产业是否能先于实物经济首先恢复的怀疑很容易造成过度的重新管制（re-regulation）。纵观历史，金融产业大体上都先于实物经济恢复。事实上只有金融产业首先恢复才能促进实物经济的发展。轻率的过度管制有可能搞不好就会导致金融产业的高费用结构并阻碍实物经济的生产性提高。

仅银行产业的红利就是如此。30多年前的冷战体制当时，美国和前苏联展开登月竞争时，美国航天航空局(NASA)的数学家和科学们的年薪是最高的。之后80年代初，华尔街上诞生了金融工学，高级头脑需求增加，当时正逢NASA减少人力，华尔街的银行提出更高的年薪吸引了这些人才。同时还大量投资信息技术(IT)部门，使数学家和科学家们能很好地发挥才能。以信息不对称的解决和风险管理为目标的金融工学之后也不断地高速增长，同时向实物经济提供了高附加值，也为全世界的生产性提高作出过不小的贡献。如果减少对于高级头脑的补偿，结果会怎样呢？已经获得大量投资的金融部门的IT系统将会变得无用，从而导致金融专业人才的丧失。欧美银行因要求减少红利的压力而倍受苦恼的原因也在于此。

韩国已经在各个领域出现了国际化种子选手，经济规模也焕然一新了。如今应该就韩国的国内银行产业进行认真思考的时候了。是培育国际领先银行使韩国企业获得同步增长，还是满足于国内市场，应该从二者中进行选择。即使合并韩国排名第一、第二的银行，也进不了世界前50名。银行的规模非常重要。首先，能提高规模经济，即对于巨大的IT及专业人才的投资效率。同时可以给构筑全球资本市场流通网络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韩国企业提供高附加值的金融服务。因为这可能在全球资本市场中执行资本中介、有价证券收购及企业金融咨询业务。只有具备了国际水准的资产规模才能尝试进行专业人才和金融IT系统的投资或国际资本市场的网络构筑。

金融专业人才并不是在几年内就能培养出来的，有必要从改革阻止专业化的银行循环工作制度开始做起。在这里，韩国银行的CEO交替过于频繁，经常发生和经营业绩无关的退职。此种惯例会打破经营的一贯性，导致巨大的期会费用的损失。发达国家的主要银行的首脑们全部都是担任了10年以上的CEO。美国摩根大通银行虽然多次通过对等合并试图发展成世界最大的银行，但此过程中约翰·F·麦克吉利库狄（John F. McGillicuddy）会长却担任了长达16年的CEO。之后按过接力棒的比尔·海力森（音）会长也当了近10年，他在任职期间发现了后任者詹姆斯·戴蒙（James L. Dimon）会长，并把CEO一职让给了他。西班牙国际银行、汇丰银行等其它一流银行也同样拥有如此安定的支配结构和经营权的接替。世界一流银行的CEO代表们大部分都是从初级银行职员做起，通过内部晋升才坐上了CEO的位置，这是他们的共同点。数十年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结下了深厚的内部外部人脉关系网。丰富的经验让他们走上全责(full empowerment)经营，这是合乎情理的。以对银行内部的尊敬和忠诚为基础的有能力的CEO进行全责经营时，成功的到来是无法回避的。

金洙龙 德意志银行集团韩国会长兼韩国代表美国空军协会米格走廊名誉会长